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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宗智:國家—市場—社會:關于中西國力現代化路徑不同的思考
  •  2020-01-20 09:45:24   作者:黃宗智   來源:   點擊:0   評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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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家市場社會:關于中西國力現代化路徑不同的思考

    黃宗智

    摘要:在國家與社會、國家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上,現代西方需要我們從其雙重性來認識和理解。區別西方的英美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與其歷史實際的不同,我們才能夠跳出憑借其建構的理想化普世理論來認識現當代中國的陷阱,才可能通過對比現代西方和中國的歷史實際來認識兩者在建立現代國力,以及國家和市場、國家和社會關系之間的不同實踐歷史路徑。那樣,才能夠建立一個具有中國主體性的社會科學,想像一個超出西方現有主流理論范圍的未來。那既是認識中國實際的關鍵,也是設想一個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的長遠道路的關鍵。

    關鍵詞:新自由主義、國家能力、現代化路徑、社會動員、第三領域

    在國家與社會、國家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上,現代西方需要我們從其雙重性來認識和理解。一方面,如其英美主流自由主義的表達和理論那樣,它帶有崇高的自由民主理念,也有令人羨慕的先進的經濟發展,但另一方面,它也有其貪婪無厭的一面,可以至為具體地見于其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歷史實際,也可以見于其全球化主義。

    社會科學的兩大主要理論和意識形態——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則主要僅強調其單一面。西方理論的影響是如此之強大,即便是在受害于現代西方的“第三世界”國家中,也同樣似乎只能偏重要么僅是其正面,要么僅是其反面。中國便是一個例子,在其近現代史中,一再從一端轉向另一端,似乎不可能同時考慮到其雙重性。先是清政府對其的(逐層)拒絕,后是國民黨執政時期對其的試圖模仿;到人民共和國的計劃經濟時期再度拒絕,再到如今的改革時期,再度試圖借鑒。但是,從歷史實踐來考慮,現代西方的實際,區別于其本身的主流和反主流表達、理論和意識形態,從來都是雙重性的。

    區別西方的英美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與其歷史實際的不同,我們才能夠跳出憑借其建構的理想化普適理論的陷阱來認識現當代中國,才可能通過對比現代西方和中國的實踐歷史來認識兩者在建立現代國力,以及國家和市場、國家和社會關系之間的不同歷史路徑。那樣,才能夠建立一個具有中國主體性的社會科學,想像一個超出現有西方主流理論范圍的未來。那既是認識中國實際的關鍵,也是設想一個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的長遠道路的關鍵。

    一、 現代西方的雙重歷史實際

    我們可以先從國家與市場的關系進入討論。亞當·斯密1776針對其前17、18世紀的重商主義”提出,沒有國家干預的自由貿易,包括城鄉和不同地區和不同國家之間的貿易,是對雙方都有利的。抽象地說,甲地能夠較便宜地生產某產品A(后人將其更明確精準地表述為,由于其“資源稟賦”方面的“比較優勢”),而乙地則須要花較高的成本,但在產品B方面則正好相反——由兩地交換無疑對雙方都有利,可以使兩地都減低其產品A和B的總成本和價格,由此促進經濟整體中的分工、效率和增長。據此,斯密爭論自由市場經濟乃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關鍵動力。(Smith 1976 [1777]:尤見第四編[Book IV]

    其前的重商主義理論,則認為貿易逆差的國家會受損,而順差的國家受益(由于獲得更多金銀,能夠賴以建立強大的軍隊),因此,必須憑借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來促使貿易逆差最小化,順差最大化,亦即如今反全球化的新重商主義的核心觀點,那無疑是失之片面的。

    亞當·斯密的目的是要為市場經濟爭得其自由發展的空間,認為它會導致全經濟體的廣泛增長。他沒有可能預見到后來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侵略全球實際。他更不可能預見到如今的全球化經濟實際。全球化固然有其推進貿易雙方和其經濟發展的一面,但也有其主要由發達國家,特別是其巨型跨國公司憑借使用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來獲得更高利潤,并在不平等國力(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兩方的國際交易之中,占據交易利益的大頭的一面。

    如今,跨國公司的貪婪行為已經不簡單是一小撮人或公司的,而是全球化的金融市場整體的運作邏輯。關鍵是一個(上市)公司在金融市場的股價,它才是主宰公司管理人員行為的真正“老板”。一個公司的股價和股值主要取決于其營業的利潤率:一般來說,公司的利潤率越高,其股價對收益的比率也越高。這是因為,股票評估專業人士一般都會根據一個公司近年的利潤率來預測其前景,由此直接影響到購買股票者的抉擇,進而影響到公司的股價和股值。蘋果公司,作為目前全球股值最大最成功的上市公司,便是至為“典型”的例子。它通過中國臺灣地區的富士康公司來雇傭超過百萬的中國廉價勞動力,來為其在中國進行手機零件的生產和裝配。那樣,蘋果公司可以憑借富士康公司所能接受的較低利潤率——一般才約7%——來減低其產品的勞動成本。蘋果公司自身則主要只集中于利潤率最高的設計和銷售兩端——不止30%——憑此獲得了令幾乎所有的上市公司羨慕的高利潤率、股價和股值。

    正因為如此,它會被絕大多數的股票分析專家們評為最好的股票,能夠讓購買者獲得較高額的回報,由此成為眾多基金組織和千千萬萬私人投資者所最想擁有的股票之一,轉而促使股價(及其股價相對利潤的比例price/earnings ratio)持續上升。股價和股值則成為對公司管理人員表現的評估至為關鍵的一個標準。如今,這樣的邏輯已不簡單是任何個人或一小撮人或公司的惡意的后果,而是一個被人們視作給定實際的超巨型金融市場的無可辯駁的制度化基本運作邏輯。在那樣的制度中,追求利潤最大化(和盡可能壓低勞動力成本)乃是理所當然的事。(黃宗智2017

    這也是促使跨國公司執行許多無顧勞動者利益的舉措,包括由于雇傭外國廉價勞動(“外包”)而威脅到本國人民的就業機會的后果?鐕r業公司會無顧其產品的可能毒性而盡力推銷;跨國制藥公司會完全無視患者(尤其是貧窮國家的患者)的生死而盡量提高其所發明的藥品的價格。此類行為是同一邏輯所導致的后果,也是許多人們之所以極力反對全球化的原因。

    斯密的后人,從古典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和新保守主義,則將斯密的自由市場理論建構為適用于一切經濟發展的意識形態。它們爭論,經濟發展,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全過程是出于“理性經濟人”在市場經濟競爭中所做的最優化抉擇;在市場競爭的交易、定價大環境中,他們的抉擇將會導致“資源的最佳配置”,推進螺旋式的發展,導致最大多數人的幸福(“水漲船高”)。他們借助斯密反對重商主義的論述而特別突出,如此的邏輯唯有在沒有國家對經濟“干預“放任”laissez faire條件下,方才能夠讓自律的市場的看不見的手充分發揮。他們將如此的理念建構為所有現代經濟發展的普適經濟科學”。

    那樣的建構無疑是言過其實、失之片面的不符實際的概括。它不符合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實際歷史。我們已經看到,在其早期的17、18世紀重商主義時期,它是由新興民族國家大力推進的:國家為了在國際爭奪中的國力和戰爭,大力支持(能為其提供財政收入的)貿易公司的擴展。大英帝國賦予壟斷權力的東印度公司便是很好的例子,該公司甚至一度達到擁有相當規模(25萬人)的軍隊,更成為統治印度殖民地的政府機構。也就是說,國家實際上直接衛護和推進重商主義下的國際貿易和資本主義發展。但斯密以來興起的主流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卻將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建構為完全是由“放任”國家的市場經濟來推動的,將即便是資本主義前期的兩個世紀中的發展歷史,都重構為放任政府和市場看不見的手的運作的結果。至于其后的19世紀,亦即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極盛時期,也使用了同樣的建構來論述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國家的實際,從而成為其侵略的借口。再其后,即便是在1929-1933年的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之后興起的福利國家實際下,通過社會保障和勞動立法而給予了資本主義經濟重興的生命力,將那樣的歷史也建構為基本是自由主義市場機制的歷史。再其后,更將發達國家和其巨型跨國公司推動的全球化建構為同樣的放任主義市場經濟。

    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影響是如此之強大,有些帶有批評觀點的論者,雖然強調新自由主義理論并不適用于所有的國家,論證它被一些后發展國家的實際經驗所證偽,但仍然將主要西方現代國家,特別是英國和美國的歷史經驗,基本全讓給了新自由主義理論,僅將其批評意見限定于某些后發展的國家。

    筆者這里要特別強調的是,即便是從主要的新自由主義的英國和美國的歷史實際來回顧,新自由主義理論建構也是片面的話語/理論,絕對不該被認作歷史的真實寫照。資本主義國家的實際歷史顯然是一個雙重性的歷史。它絕不簡單只是一個單一面的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的“放任”國家體系的歷史?傮w來說,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歷史一直是和國家作為密不可分的,和新興西方現代民族國家及其國際競爭和頻繁的戰爭,以及其后對欠發展地區的帝國主義侵略密不可分,更和之后的資本全球逐利歷史密不可分。從這樣的角度來考慮,放任市場經濟無疑僅是一種單一面的、理想化了的虛構,遮蔽了另一面的實際。當然,也絕對不僅僅是單一面的、為大多數人帶來最大幸福的道路。在這點上,馬克思—列寧關于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論析相對比較明晰,與(新)自由主義的建構截然不同。

    也就是說,我們需要認識到現代西方的實際的雙重性格:一方面是其比較崇高的民主自由理念與治理制度以及蓬勃的現代化工業經濟發展,也包括其所建構的自由市場主義和近幾十年的全球化主義;另一方面則是其重商主義時期的民族國家的軍事競爭和戰爭,其后的對后發展國家/地區的侵略以及大英帝國的海上霸權,以及再其后(尤其是美國)的全球霸權追逐(美國在其境外全球各地擁有約800個軍事基地便是最具體的例證)(Vine 2015;根據Johnson 2007的扎實專著研究,在2006年共737個),包括其跨國公司的制度化無窮逐利,無顧勞動者的利益。兩個方面缺一不可理解。面對如此的雙重歷史實際,我們絕對不可僅僅完全依賴任何單一方的理論來認識、理解。

    但是,不僅在現代西方的自我表述中,甚至也在近現代發展中國家的歷史之中,卻充滿對現代西方偏向單一面的認識和理解。一是簡單地追隨西方建構的自由民主主義的一面,另一是拒絕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的馬克思主義的一面。中國本身一定程度上便經歷過對這兩個截然不同的認識和追求:一是國民黨政府之試圖模仿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中華民國;二是拒絕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革命政權和計劃經濟時期的人民共和國;三是改革時期的借鑒模仿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當代中國。

    伴隨單一面的認識而來的是對現代化路徑的截然對立的認識。在西化和追求民主自由理念的時期中,中國的改良思想錯誤地以為民主和自由的政治經濟體系乃是現代化和現代國力的關鍵。中國的戊戌變法和五四運動時期的治國思想都顯示其深層的影響。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時期,則相反地將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貶為完全是“資產階級”所制作的虛構,將其認作不過是遮蔽階級剝削和帝國主義侵略實際的虛構。在前一階段,沒有認識到西方現代國家能力建設的雙面實際;在后一階段則沒有認識到市場經濟所推動的經濟發展。我們需要將現代西方主流理論置于一旁,聚焦于中西實踐歷史的不同,才有可能認識到其歷史實際,才有可能設想一個不同于西方主流的社會科學以及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路徑。

    二、現代國家能力

    乍看起來,現代西方自由民主政府的權力似乎要遠低于高度中央集權的中國古代國家,更不用說當代共產黨政黨國家體系下的國家。但那僅僅是單一面的,乃至于錯誤的認識,因為,正如歷史社會學家麥科爾·Michael Mann所說明,現代西方自由民主國家雖然是個低度中央集權的國家,但卻是個高度基層滲透力的國家。相比來說,中國古代的國家雖然是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但卻是個僅具低度社會基層滲透力的國家(Mann,1984, 1986)。

    在國內過去的論析中,有過錯誤地將政府的“中央集權”度簡單等同于強大國力的論析,忽視了其基層政府運作機制之與西方的不同,也就是說,混淆了中央政府(相對地方政府)的集權度和國家能力兩個不同概念。 實際上,正如曼所論析的,國家基礎設施滲透基層力才是現代西方國力真正的特征,不是中央政府的集權度。

    它和資本主義工業經濟以及市場經濟,更和民族國家間的競爭和戰爭密不可分。正是現代工業經濟發展賦予了現代西方國家機器和現代國家軍隊其不可或缺的遠遠超過農耕社會經濟的財政收入。它也和現代西方(韋伯型的)專業化、條條化和高滲透力的科層制體系密不可分,同樣和其財政收入緊密相關,那是決定西方現代民族國家基層滲透力的關鍵條件。一定程度上,它更和自由民主政治體系的建立緊密相關——那是企業家和商人們從貴族和王權所爭得的權利和權力緊密相關的一個歷史過程。資本主義工業+市場經濟+現代科層制國家+自由民主體系乃是現代西方國力缺一不可的來源,乃是現代西方國家能力這個多因素化合物的關鍵組成因素。

    三、 中國國力的不同的現代化路徑

    回顧現代中國,它的國家現代能力建構歷史路徑和西方截然不同。首先,它的歷史背景不是侵略他地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國家,而是被侵略的“半殖民地”國家。而且,在其革命過程中,主要依據的絕對不是一個資本主義工業經濟,而是中國農村的小農經濟,與現代西方民族國家興起的過程截然不同。中國革命所面對的最艱難問題是:怎樣才能從那樣的社會經濟基礎中,建立一個能夠與現代工業經濟國力和軍力抗衡的政治經濟體系?

    眾所周知,中國革命所發明的是,憑借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組織力量來動員小農社會中的民眾(“群眾路線”),憑借高度依賴民眾支持和情報的游擊戰和游動戰術來與現代工業化的國家軍力抗衡。它靠的不是國民黨(和日本侵略者)所倚賴的最高度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城市中心地帶和運輸樞紐,而是在偏僻的省際交界的交通不便的落后地區所建立的革命根據地。它采用的不是陣地戰,而是游擊戰術和游動戰術。憑此,逐步贏得了抗戰和內戰中的優勢和最終勝利。這些因素雖然在過去的學術中多被關注到,但并沒有從相比中西現代國力建設路徑不同的角度來論析,沒有真正認識到中國革命建立的國家能力的基礎是多么不同于一般現代工業化國家。

    那是中國革命的真正獨特之處。它居然能夠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憑借革命政黨的組織和動員民眾的力量來對抗現代工業國家的國力,取得了不僅是出人意外的、相對掌控中國城市現代工業的國民黨及其美式裝備的軍隊的優勢和最終勝利,更是相對更高度現代工業化的日本侵略者的有效抗御(抗戰之中成功地建立了19個根據地)。后來,由此傳統而來的國力和軍力,甚至更出人意外地在朝鮮戰爭中,爭得與當時全球現代工業和軍事能力最先進和強大的美國打成平手的拉鋸局面。這些經驗和成績展示了一種迥異于現代西方的國力和軍力的模式,乃是出乎一般預料的歷史實際。

    其后,更憑借共產黨領導的國家的組織能力和決心而爭得“兩彈一星”的成功。在仍然是農業為主的薄弱工業經濟基礎上,做到能夠面對原子彈和氫彈威脅和龐大的現代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國家的敵視(“遏制并孤立”containment and isolation),而確立國家安全的成績。這也是迥異于一般關乎現代化和現代民族國家能力的論析的歷史實際。

    這里,我們不妨借助(制度經濟學所常用的)“路徑依賴”這個概念來討論中國現代的政治經濟體系。顯然,它不可能像西方那樣憑借資本主義工業化市場經濟+科層制+自由民主國家來進行“現代國家建設”,因為那些條件在中國都缺乏歷史基礎,其現實與現代西方相隔距離實在太遠。它必須沿著其已經走出的革命歷史路徑來進行其現代國家的建設。

    正因為其特殊的、深深扎根于社會和革命歷史的國力建設路徑,中國后來不會像蘇聯和東歐大部分國家在“轉型”過程中那樣簡單接納“休克治療的方案而試圖全盤采納西方的模式,試圖濃縮西方歷時多個世紀的(從重商到“放任”,到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再到全球化中的霸權)的發展路徑。對中國來說,那是完全不可思議的選擇。中國的選擇是要沿著已經開辟的歷史路徑來建立其與西方截然不同的現代化,包括其國力的現代化。

    今天,我們無論是在關于中國古代的政經體系還是現當代的政治經經體系的思考中,都需要從中國本身的歷史路徑、本身的古代和革命經歷出發來思考,而不是試圖模仿實際上是在中國不可能的西方現代化歷史路徑,更不用說其片面化了的不符實際的新自由主義理論所建構的路徑。這是中國近現代歷史所指向的、也是其必然的方向。它是在革命(以及其受到古代影響)的原有路徑上,后來添加借鑒模仿西方的進路,而不是簡單的全盤模仿西方的進路。那才是中國發展道路之與西方的不同以及其所以相當成功的關鍵。

    四、 中華帝國的治理傳統

    那樣的選擇背后不僅是中國革命的傳統,也是中華帝國的一些關鍵傳統,包括被革命傳統所承繼與改造的古代傳統。

    (一) 集權的簡約治理

    首先是筆者稱作“集權的簡約治理”傳統(黃宗智2007)。在中央政府層面,中華帝國固然是個高度集權的體系,皇帝具有遠大于西方民族國家國王的生殺大權。但是,正如上引歷史社會學家曼指出,它不具有與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基層滲透力。后者既是伴隨資本主義發展,尤其是工業經濟的發展而來的幾何級數的國家財政收入增長,也是伴隨現代深入基層社會的韋伯式科層制的條條式專業化公務員體系的后果——無論是在基層公共服務還是控制能力上,都遠超過基于農耕經濟的中華帝國。

    與其不同,中華帝國則有意識地采用了盡可能簡約的治理方式。那既是出于衛護中央集權的有意選擇——集權的體系高度依賴官員個人對皇朝/皇帝的忠誠,每多隔一層便會多一層的離心威脅,也是出于農耕社會的有限財政收入的考慮。因此而形成的制度是在基層層面高度簡約的治理體系:縣令乃是中華帝國最低一層的直接由中央委任的官員,在十九世紀,每位縣令要處理平均約25萬人口。(黃宗智2019)

    在縣衙門內部,相當廣泛采用(可以稱作)“行政發包”的制度來委托某當地人為其各房體系中的主要(承包)負責人,由其出資來“承包”該房的責任和其所附帶的收入,轉而將房內的其它職位也進一步分別由房主“發包”給各房內部的任職者。這個做法在收入最多的刑房和戶房兩房尤其明顯。而縣令在執政中一般都會讓各房自行其是,不會直接干預各房的運作,要遇到其執行任務中遇到糾紛,或者需要更替人員時方才介入。這些是已經被詳細的經驗研究所證實的實際,縣政府的各房的運作乃是“簡約”治理的一個簡單明了的實例。(黃宗智2019)它是中華帝國集權的簡約治理行政體系“特色” 的具體形象,和高度滲透基層的帶薪酬的現代科層制公務員體系十分不同。

    (二) 分塊的集權體系

    同時,它也是一個筆者稱作“分塊的集權體系”。那也是中華帝國行政體系與韋伯型科層制的一個基本不同。帝國時期的國家體系治理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地方政府都是模仿中央的小規模復制體,其縣令乃是皇帝和中央政府的地方代表。正因為如此,其權力結構也與中央相似,高度集中于其縣令一人(“父母官”)。也就是說,其權力組織主要是塊塊型的,而不是現代科層制中的各部門高度條條化的體系。一定程度上,地方政府本身也是個集權的簡約治理體系,是中央政府的小型復制品。這也是其僅具有低度滲透基層權力的一個原因。它和高度條條化、專業化和具有巨大基層滲透力的現代西方政府截然不同。(黃宗智待刊d)

    (三) 第三領域

    更有進者,在集權的簡約治理體系與相對被簡約治理的基層社會之間的互動過程中,還形成了一個相當龐大的筆者稱作“第三領域”的體系。在那個第三領域中,形成了較多的“半正式”——既非純國家也非純社會——的組織和治理型式。一個具體的例子是十九世紀寶坻縣處于國家和基層社會交接點上的關鍵性“鄉!薄莻不帶薪酬的,由社會威望人士推薦的、但縣衙委任的半正式官員,平均每人管轄20個村莊。他是原來的基層治理藍圖中的治安的保甲,征稅的里甲,和主管社會道德教育的鄉約 (Hsiao 1960) 簡約化合為單一半正式職位的關鍵性基層治理人員。相對鄉村社會,他一方面代表縣衙的官方威權,包括執行縣衙派下的任務和傳達縣衙飭令,另一方面,則代表民意(包括處理民間糾紛)和協調地方顯要向縣衙舉薦人員等的工作,既是相對鄉村的政府代表,也是相對政府的鄉村代表——即較為典型的第三領域人員。(黃宗智2001[1996]; 黃宗智2019)

    一如縣衙內部各房的運行模式,19世紀的相關地方檔案資料顯示,縣令一般都會讓鄉保們自行其是,要到有了涉及鄉保執行任務中引起糾紛或委任新鄉保的時候方才會介入。其所采納的同樣是簡約的治理方法,在正常運作中,基本任由鄉保像承包“行政外包” 的人員那樣來執行其職權?h令要遇到問題/糾紛方才會直接介入,譬如,對某鄉保濫用權力問題的處理,更多的時候是因其辭職或“退休”而必須重新選人的時候方才介入。(黃宗智2007、2019)

    第三領域另一具體的例子是,非正式的民間調解和正式的縣衙辦案兩者間的互動所形成的第三領域糾紛解決機制。一旦(民間細事)糾紛一方提起訴訟,村莊社區便會重新啟動或加勁進行村莊內部的非正式糾紛調解。同時,通過縣衙榜示或衙役傳達,糾紛雙方或調解人士會獲知縣令對案件中的雙方逐步的呈稟的批復內容,而那樣的批復會直接影響到村內的調解,常會促使一方或雙方讓步,由此達成協議,終止糾紛。然后,會由糾紛一方或調解人士具呈縣衙,說明糾紛雙方已經達成協議并已“見面賠禮”,藉此懇請縣衙銷案?h衙則會幾乎沒有例外地批準。那樣的糾紛解決過程是由民間非正式的調解和縣衙間的互動而達成的——筆者稱之為典型的“第三領域”運作,乃是整個正義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檔案中有那樣記錄的糾紛占到所有縣衙處理的細事糾紛案件中的三分之一;我們如果納入沒有結案記錄但很可能是因為雙方不再配合案件審理的進程,但又沒有具呈銷案,因此使案件紀錄中止的那些案件的話,其總比例可能高達三分之二。那也是集權的簡約治理體系中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黃宗智2001[1997]、2019

    五、當代的中國國家體系

    以上三大古代治理傳統的特色,一定程度仍然可見于今天的治理體系,與中國革命傳統同樣賦予了其更顯著的迥異于西方現代治理體系的“特色”。

    (一) 通過革命政黨組織動員社會的現代國家能力

    以上我們已經看到,由于客觀歷史情況,現當代中國別無選擇地只能“發明”迥異于現代西方的途徑來建設足可與高滲透能力的現代西方(和日本)國家抗衡的國家體系:即通過社會動員來克服物資和財政資源的貧缺;通過極其高度組織化的民主集中制的龐大革命黨組織來動員眾多民眾;通過特殊的戰略——尤其是基于民眾支持和情報優勢的游擊戰和游動戰來克服相對落后的軍火方面的不足,來與高度工業化、機械化的現代裝備國民黨和日本軍隊抗衡;通過偏僻地區的根據地,而不是城市中心地帶的經濟、運輸能力來與國民黨和日本軍隊基于城市和運輸樞紐的現代化駐點抗衡。最后還憑此傳統而來的國力和軍力(雖然,沒有在國內戰爭那樣的民眾支持的維度和游擊戰維度),在朝鮮來與當時世界上最強盛和現代化的美國機械化軍隊抗衡,并且居然能夠爭得僵持拉鋸的平衡局面。

    以上這一切尚未被主流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充分重視,但應該被視作強有力的對一般現代化理論的挑戰并促使對其的修改,開闊我們對國家能力的根據的重新認識,包括國家與社會、國家與市場的關系。也就是說,應該成為對一般的西方現代化理論和理念的強有力的挑戰。

    (二) 當代的簡約治理以及分割了的集權體系

    在國家治理方面,現代中國也摸索出了與西方十分不同的行政體系。其形成過程再次是與西方現代迥然不同的歷史背景。先是憑借共產黨政黨組織來推進國家機器現代化的嘗試,而且走到了全盤計劃經濟的極端。結果造成一個臃腫低效和高度官僚化的龐然大物行政體系,雖然在有些方面,如重工業發展和“兩彈一星”工程上,仍然展示了可觀的功效,但是,總體來說,無疑乃是一個舉步艱難和低效治理體系的一面過于其成功高效的一面,并且形成了一個高度“官僚主義化”的僵硬的、妨礙社會創新力的體系,缺乏市場經濟那樣的創新性、激勵性和高效性,也形成了對未來的改革的嚴重障礙和沉重負擔。

    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試圖依賴革命時期的社會動員能量來改進這個臃腫的體系,但最終導致了混亂,包括弄虛作假,以及脫離實際的極端“革命”暴力行為,不僅沒有激發建設性的動力,還嚴重傷害了國家的經濟發展。那些經驗說明的是,共產黨政黨國家的社會動員能力必須配合真正符合民眾的愿望和能夠得到民眾持續擁護的目標——如之前的抗戰、內戰和革命——才會發出強大和可持續的能量;反之,譬如不符實際或民眾利益的政策——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則會導致混亂,乃至于相反的后果。

    在痛定思痛之后,中國方才采納了建設市場經濟,以及憑借中央放權和激發社會和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來激活沉重低效的官僚和計劃經濟體系。其中,至為突出的改革,不是簡單來自西方的現代化模式,而是通過承繼和改組革命和古代傳統中的特殊機制來激發整個政治經濟體系的活力和滲透力。一方面憑借市場經濟的競爭機制和個人創新和逐利的激勵來推動在市場化中興起的私有企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又借助地方政府的分割成塊塊的高度集中的權力來克服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官僚體制障礙,憑借地方政府的強大自主權力來克服官僚體系本身所形成的保守、臃腫、低效等政治體制性毛病。更具體地舉例來說,在沉重的官僚體系的壓制下,要創辦一個民營企業,必須辦好幾十個不同部門的程序和圖章,須要花費極大的精力和成本,但在塊塊化的地方政府的集權權力的積極贊助、支持下,那些體制性障礙可以被輕而易舉地克服,做到“解鈴還須系鈴人”的效果。

    一定程度上,那也是和革命經驗直接相關的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傳統的延續——當時,在抗戰和內戰的客觀環境中,中央的根據地和各地的偏遠地區的根據地缺乏(電報和收音機之外的)電子信息網絡。而且,在敵人一再的“圍剿”之下,只可能高度依賴各個地方的自主性來建設和衛護全國19個不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和治理,由此而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傳統,進而影響到后來采用的發展模式。

    這一切是通過,也是源自,古代第三領域/集權的簡約治理傳統的行政發包制度來執行的——即中央在設定了“經濟發展是硬道理”大目標下,一方面放權給地方,一方面又通過中央高度集權化的組織體系,在設定的“目標責任制”下,憑借官員晉升的激勵機制來激發地方官員(其關鍵的省、市、縣級的領導干部——黨委書記和省、市、縣長)的積極性。在以GDP發展率為主要指標的機制下,激發了地方政府和當地企業之間的合作,促使地方政府向企業伸出“幫助的手”(而不是“無為”[放任]或“掠奪的手“),由此而激發了地方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具有極其強大能量的攜手推進經濟發展,并克服了極其昂貴的創業的體制性障礙成本的問題。(除了最后一點之外,見周黎安2007、2018)

    當然,那樣的做法也難免引發了一定程度的“官商勾結”的貪污腐敗現象,但同時,市場競爭的機制又對政府和企業都形成了一種有力的一優勝劣敗選擇,既加強了動力,又抑制了地方政府官員們的可能不經濟行為,一定程度上約束了不符合當地資源稟賦或不過是形象工程等缺乏市場競爭力的官僚主義型的不經濟決策。(黃宗智2019)

    正是那樣的“第三領域”的政府+企業、國家+市場攜手并進機制,大力推動了各地的快速經濟發展;正是那樣的機制在中國官員和企業之中選擇了最具生命力的企業和最能干的經濟人才;正是那樣的機制造就了中國改革以來幾十年中的9%-10%的年增長率,也就是說,每七到八年翻一翻的經濟增長率,在1979年到2017年做到了“舉世矚目”的GDP增長到之前的34.5倍的成績,成為世界上僅遜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統計年鑒2018:表1-2)。(雖然,我們必須同時認識到,以人均生產總值來計算的話,還僅是美國的1/6.7——根據一般的國際衡量標準,中國仍然只是個“中等收入”而不是個“發達”國家。)(同上:附錄表1-5)

    雖然如此,我們同時還要認識到,以上的成績是有代價的。地方政府和私營企業的發展成績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是,廉價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正是長期潛在于農村的剩余勞動力,組成了改革期間新興國內外企業的大多數的勞動力。他們幾乎全是被當作非正規工人來使用的,即沒有或少有法律保護和福利保障的勞動力,幾乎全都被置于非正規的、理論上是“臨時性、暫時性、替代性”的“勞務關系”下,而非具有法律保護和社會保障的“勞動關系”中的正規工人。他們是全球資本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獲得高達20%或更多的年回報率的一個關鍵因素,也是中國之所以能夠成為全球資本的第一理想去處的關鍵原因。如今,農民工和下崗工人和勞務派遣工人已經達到城市就業人員中的大多數,占比75%以上。加上較顯著的城鄉差別,它是中國今天社會不公問題的主要來源。(黃宗智2009、2010、待刊d、待刊c)

    這是個不符合國家社會主義理念的社會不公實際,也是個不經濟的實際,直接影響到國內市場的發展不足,也是如今中國社會經濟的頭號問題。固然,國家憲法和共產黨黨章都非常明確地將為民服務、人民的最大多數的最大利益、全民 “共同致富等一再設定為全國全民的理念,其背后毋庸說是具有深厚革命傳統的社會主義理念,也是和古代的“仁政“理念帶有一定關聯的道德價值。遲早,國家應該會對改革數十年以來的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權宜措施下的勞動去正規化和非正規化決策,做出相反方向的決策和改革。

    當然,要真正貫徹那樣的轉向,恐怕必須抑制一些具有強勢權力人員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并不如紙上談兵那么容意貫徹。歷史上的既得利益者罕有自愿放棄自身的利益來造福全民的先例。這就更要依靠中國特殊政黨國家體系的中央集權權力。中國是否真能朝向那樣的方向來進行二次改革,無疑要取決于政黨國家體系的組織和動員的貫徹能力。這當然還是個不可確定的未知因素,但社會公平理念無疑乃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稱得上根深蒂固的理念,也是其在國家憲法和黨章中所一再明確表達的核心道德價值,更是其治理正當性的最終來源。當然,這并不意味市場經濟將會被再次廢棄,而主要是在目前已經被認定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框架中如何來實施和貫徹的問題。

    同時,這并不意味中國不需要采納西方的許多經驗。譬如,其市場經濟的活力及激勵和競爭機制。也譬如,其具有相當高滲透力的科層制體系,如今已經可見于不少中國的國家體系之中,特別是必須具備高度專業化知識或新設立的部門,諸如財政、外交、衛生、食物安全、醫藥、工業信息等部門。這些是需要相對高度條條化的部門,也是直接關乎滲透社會基層的國家能力的部門。但這并不意味中國將和西方完全相似,而放棄其有許多截然不同的方面,譬如,黨政機構中相對特殊的、革命的或傳統的部門,如組織、軍事、宣傳、紀律、文化、農業、公安等各個部門。一定程度上,中國的治理體系,一如其政黨國家各部門,必定會不可避免地具有迥異于西方的“特色”,必定會同時來自中國(古代、革命和現代西方的)三大傳統。其中,至為突出的是既來自古代傳統也來自現代革命傳統的通過國家和社會二元互動的、源自“第三領域”中政府與社會—市場互補的國家能力。

    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涵與可能的未來

    目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雖然常被學術界認作僅是一種官方用詞——的大框架已經有一些比較明晰和可以初步確定的內涵。首先是中國的經濟結構。如今,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在非農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占比是大約40%,相對民營企業的60%(黃宗智2012)。前者主要是大型企業。這是個接近兩分天下的結構,與現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十分不同。它也迥異于所謂的“發展型”“東亞”國家。

    在后者之中,國家固然相對較高度介入經濟運作,積極領導、扶持企業發展,采取各種各樣的措施來推進國家的經濟發展,迥異于僅是“規制型”的現代西方國家regulatory state。相比自由主義的國家,東亞國家固然更為積極地介入市場來推動經濟發展,亦即所謂的“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 Johnson 1982,1999,是主要關于日本發展經驗的研究 ;亦見黃宗智2018), “國家指導的市場”guided market(Amsden 1991,是主要關于韓國的研究), “國家治理的市場”governed marketWade 1990,是主要關于中國臺灣的研究)。他們的共同點是,國家比新自由主義建構的放任國家更為積極地參與了經濟發展,通過國家設定發展戰略、貸款和補助、價格調整,乃至介入企業管理等措施,導致與市純場機制很不一樣的資源配置(特別是資本投入)的后果,由此來挑戰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主流理論,在經濟學和政治學界都起到較廣泛的影響。其中的關鍵是,國家與企業之間的關系不是對立的,而是協作的——尤其可見于日本和韓國的政府與“財閥”zaibatsu、chaebol間的關系。

    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則與以上兩者都不同,首先可以見于主要生產資源,尤其是土地,仍然基本完全是國有的現實,也可以見于其國有企業占生產總值的較高比例的國營企業。顯然,在中國現有的模式中,中國國家能夠發揮遠大于不僅是西方自由民主國家,更是大于東亞發展型國家的作用。(黃宗智待刊a)

    當然,其未來的具體形態仍然是個未知之數。但目前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一些清晰明了的初步設計和可能方案:譬如,設定國有企業,作為“全民所有制”的企業,應該將其利潤的一定比例用于民生——這是個已經具有一定實踐經驗和比較清晰和實際可行的模式,已經被證明為可以擴大國內市場,為經濟整體提供長遠可持續的動力的措施。(黃宗智2011)又譬如,部分國有企業所有權可以逐步轉化為由各層人民代表大會所有,受到法律保護,借此來更進一步確保其被用于民生/民眾福利。

    此外,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另外一些清晰明了的建設性建議:譬如,將政府行為基本限于宏觀經濟的調控,將微觀經濟行為基本讓給市場自律和法律保護。國家的調控可以不僅通過貨幣供應調控,中央制定國家金融機構的利息率、稅收政策等西方國家常用手段來進行宏觀調控,還可以憑借國家所緊密管控的金融體系來收放融資貸款,通過國家所有的生產資料(特別是土地)的收放來進行調控,必要的時候,還可以憑借政黨國家更為強大的管控權力來進行,當然也包括國營企業的行為。但同時,又憑借法律來維護微觀層面的私營企業和市場經濟機制的運作(雖然,必要的時候,國家仍然可以憑借行政手段將某種類型的糾紛置于法院受理范圍之外,譬如,企業“改制”中所引起的勞動糾紛——黃宗智待刊c)。

    以上一切應該足夠說明中國政治經濟體制和現代西方的深層不同。我們絕對不可簡單認為,中國的現代化只能全盤引進,完全依據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的經驗來執行,當然更不能僅依賴其新自由主義單一面的意識形態建構來執行。

    七、傳統第三領域的現代化

    在以上眾多因素所組成的近現代中國政治經濟體系(即包括國家與市場、國家與社會的)這個化合物中,最少為一般社會科學研究所關注的是,正式國家和非正式社會之間互動所組成的“第三領域”。這和西方主流理論將國家與社會—市場建構為二元對立的思維直接相關。一個明顯的對比是,現代西方社會沒有像中國基于傳統緊密聚居的社區組織和儒家道德理念所產生的非正式糾紛調解機制,因此也談不上由其與正式國家體系互動所產生的第三領域的半正式糾紛處理,所以,根本就想象不到中國古代和現代的正義體系中起到龐大作用的第三領域(黃宗智待刊b。同時,中國古今的治理體系中(源自集權的簡約治理和分塊的集權體系)的發包與承包的運作方式也一樣,不能通過“放任”國家的模式來認識,也不能通過“極權國家”的模式來認識和理解,當然也不能僅通過韋伯型的科層制體系來認識和理解。它是中國治理思想和實踐中的一個核心概念!鞍l包”和“承包”如今已經成為中國治理體系中的一個主要關鍵詞。(黃宗智待刊d)

    此外還有在中國進入工業化進程之后所形成的一些嶄新的第三領域體系的傳統。在清末和中華民國時期,中國的中心城市相當廣泛興起了新型第三領域的“商會”。它們既是政府領導設立的也是社會自身生成的一種組織。它們既類似于傳統基于地緣關系的“會館”,又是新型的基于共同職業/專業(商業)的組織。它們相當廣泛地執行半正式、半官方的職務,包括處理同業糾紛,傳播國家法規,推進地方經濟和公共服務等眾多半正式職能。這也是西方現代歷史中罕見的現象。那樣的商會今天仍然較少見,但未來說不定會成為第三領域中的另一重要實例。醫療衛生、環境保護、農產品加工和銷售(“縱向一體化”)、農村公共服務等領域也許/應該也會展示類似的趨向。

    更有進者,在集體化時期,農村社區的大隊長和黨支部書記一定程度上也是第三領域的半正式人員——吃的是社區的“集體飯”而不是國家的薪俸,既代表社區的利益也代表國家的政策。他們是在發揮中國國家組織動員能力的一個關鍵。過去在城鎮中的“單位”組織,同樣也是半官方、半民間的組織,也是一個關鍵性的組織。這些是基于中國迄今仍然廣泛存在的緊密聚居的村莊和城鎮社區的實際的現象,同樣相對罕見于現代西方。如今的村兩委和城鎮的社區組織也同樣。

    更有進者,現代西方自由民主國家沒有近似中國共產黨那樣的既深深嵌入于社會又是高度組織化,集中化的組織。正是那樣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超出了西方新自由主義理論的認識范圍。西方學術據其二元對立思維多將中國的政黨國家合一的政治體系置于一個國家VS.社會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框架中來理解,由此形成將中國共產黨簡單認定為一種“極權”totalitarian組織,將其排除于社會之外,簡單納入完全控制、壓制社會的“極權國家”totalitarian state的范疇之內,并將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系也納入同一概念,認為兩者不可能二元合一,而必定是像其理論所建構的那樣二元對立。因此,也只能將中國的國家—社會想象為一個國家“極權”管控市場和社會的體系。

    在中國的革命時期,共產黨固然似乎頗像那樣的想象中的組織。在敵人全力壓制和打擊的環境中,作為一個地下黨組織,它當然只可能由最先進和積極的革命分子來組成,對待社會的態度當然也只可能是一個積極的精英團體對待要爭取、動員、領導的相對落后的社會,只可能形成一種主要是由上而下的組織和動員態度和作風。在執掌政權之后,一度由于建立了計劃經濟,也似乎頗像西方所想象的完全由上而下的“極權”管控體系。但是,西方新自由主義理論建構的“極權”模式所沒有考慮到的是,即便如此,中國共產黨革命之所以勝利是因為它獲得了廣大民眾的支持——絕對不像極權模式那樣將共產黨想象為“魔鬼”似的組織,完完全全地控制、擺布或迷惑了沒有自身意愿的中國人民。

    何況,中國共產黨如今的客觀情況已經十分不同。黨和社會間的關系不再簡單是革命地下黨相對其所動員的落后社會,而更多是社會的代表性力量——當然,不是通過西方式的投票選舉而選定,而是通過黨組織按照其理念所選擇的黨員。如今,共產黨的組織邏輯已經從一個代表占人口少數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地下政黨,轉化為一個多元結合、具有9千萬黨員的巨大執政政黨——相當于全球第16大國家的總人口,僅在第15名的越南(9.6千萬人口)之后(Worldometers 2019)。它已經納入了社會的主要不同階級和階層: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資產階級等。同時,它已經從僅尊奉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轉化為一個馬克思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兼容的組織,從僅代表勞方到兼容資方與勞方(有的學者會說偏向資方)的組織。而且,也已經在其治理體系中納入眾多從西方移植的形式主義法理和法律。

    新自由主義的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極權”概念不能想像,今天的共產黨組織中竟然會有類似于西方社會和政治中的左中右、進步和保守以及其間的中間意見的分歧,以及新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以及其間的不同意見。筆者認為,中國共產黨不應該被簡單視作一個國家政府的統治管控組織,被設想為一個與社會對立的組織,而更多應該被認識為一個帶有國家與社會互動性質的黨:一方面,它相當高度“嵌入”于社會;另一方面,作為“執政黨”,它當然也與非政府的社會不同。其中的關鍵也許是,它對自身的要求是作為全社會的最崇高和先進理念與人士的組織,而不是像西方社會科學根據其習慣的二元對立思維而建構為管控、擺布全社會的“極權”組織。正因為中國共產黨乃是一個深深嵌入于社會的組織,它才有可能發揮社會動員的強大能力。

    當然,在國家和社會權力、國家和市場權力非常懸殊的情況下,如此的組織確實可能成為一個似乎近似西方社會科學關于中國共產黨的“極權”建構,似乎是一個一切都由黨中央說了算的體系,完全談不上民眾的意愿的體系。在革命和計劃經濟時期,實際確實似乎比較接近那樣的建構和想象。但回顧近四十年的演變,中國已經將命令型的計劃經濟改革為指導/引導型的半社會主義半市場經濟,已經將農地的經營權讓渡了給農民,已經大規模地建立了“以法”和“依法”的治理,并輔之以第三領域的治理和運作,大規模地維持來自社會的非正式民間調解以及半非正式半正式、半調解半判決性的基層法律服務所、消費者協會、公安調解等眾多第三領域的組織方式和治理。(黃宗智待刊b)而且,正如周黎安教授指出那樣,將國家與社會合作互補的“第三領域”擴延到基層社會“綜合治理”的戰略性大方針下(周黎安2019:45-46),結合正式機構的“打擊”“懲罰”和社會參與的“防范”“改造”“教育”等方法,包括對青少年的犯罪、改造和教育等措施,來進行盡可能高效和較低成本的綜合性“社會治安”。這個體系在1990年代便已形成,并被確認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綜合性社會治安方案。而且,在治理體系的整體中,還大規模地援用發包與承包的(經過現代化的)傳統簡約治理模式。

    根據郁建興教授(2019)對中央最新(十九大)關于振興鄉村思路的解讀,其戰略性的思路是“三治結合”,即“法治、自治、德治”的結合。其實施方案具有兩個主要方面,一是加強黨的引導作用(包括要求未來村兩委領導合于同一人——村書記),一是加強民眾各種形式的參與,包括村合作組職;同時,又輔之以“法治”和“德治”。這樣的思路與本文提出的思路帶有一定程度的不謀而合的維度。筆者更要特別指出,法治+德治的框架更應該被理解為一種源自中國長期以來基層治理中的“第三領域”做法,在“法治”方面,不僅要包括成文正式法律,還要包括民間非正式調解以及源自正式法治和非正式調解互動而產生的“第三領域”的組織和機構:譬如,鄉鎮級的“法律服務所”,即“半正式”的法律服務和調解機構以及司法機構。而且,一旦考慮到非正式和半正式的基層治理,我們便不可避免地會朝向古代和革命傳統中的“德治維度——因為它是調解的根本,不會將“法治” 簡單認識為現代西方的高度形式主義化成文法律(黃宗智待刊b。

    以上一切都和現代西方的發展路徑形成比較鮮明的對照。中國無疑將會循著近百年來已經根據實踐中摸索出來的,相當明顯地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前進。正因為其不同于,乃至于相反于西方的歷史起源,其現代化的道路也必定會十分不同于西方。其中的關鍵在于不同的國家與社會、國家與市場間的關系的歷史經歷。我們不可一再堅持必定要依據西方新自由主義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慣習所建構的理想類型化理論來認識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恰當和創新性地概括、總結、建構中國的現代轉型實際才是我們學者應該努力去做的研究和理論建構。

    八、想像一個未來的圖景

    最后,我們要進一步問:根據以上從實踐歷史概括的思路,我們如何想象一個中國未來的、新穎但長遠的國家與社會、國家與市場的圖景?

        (一)國家與社會和市場的二元合一而非二元對立

    我們首先要認識到,西方19世紀自由主義建構的放任國家和完全由市場“看不見的手”所主導的政經體系理想類型,即便對西方自身的經歷來說,也是一個虛構多于實際的理論。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實際從其早期開始便帶有積極的國家參與,在其后期更帶有積極的通過福利國家來緩和資本主義的貪婪剝削性,并且自始至終,都與國家為了戰爭而建設現代軍事能力緊密相關。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建構來源是為了爭取市場經濟不受國家干涉和限制的權利而興起的,隨后被建構為普世真理,但絕對不可簡單等同于實際全面。19世紀的英國資本主義工業發展,如果沒有國家法律、貨幣和財政體系方面所起的作用,如果沒有國家將倫敦建設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如果沒有國家軍力作為經濟擴張的先鋒和后盾,如果沒有國家和大型跨國公司的積極攜手,是不會形成帝國主義的實際的。對中國知識界來說,由于經歷過大英帝國在中國發起的鴉片戰爭和后來的“瓜分”中國,新自由主義的英美國家的這一面的實際應該是比較容易認識到的。

    至于后期,我們還要認識到,在1929-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危機中,如果沒有國家的積極措施以及福利國家的興起來緩和資本主義的無限逐利本質,它是不會獲得新生命力的。之后,在全球化的過程之中,客觀局勢已經十分不同于19世紀的大英帝國工業那樣達到幾乎壟斷國際貿易(和海軍霸權)的程度。在今天眾多國家的全球化的競爭過程中,任何國家都更不可能僅憑借虛構的“放任”國家來在全球化貿易中穩占其地盤。今天,在全球化的競爭體系之中,強大的國力其實要比十九世紀時期更加必要得多——正是那樣的動力,導致、鞏固了美國的全球軍事和經濟中的第一霸權建設(尤其可見于其遍布全球的800個軍事基地)。在那樣的歷史實際下,“放任國家”的理想類型是個更加遠離歷史實際的“理論”,更完全地是一種將資本主義經濟理想化的虛構,更加實際上是為了擴大資本主義的政經體系的“軟實力”的話語建構和意識形態。

    面對如此的現實,我們更加需要構建中國自身的理論和發展途徑/模式。我們已經看到,鑒于其歷史背景,中國是不可能真正簡單模仿現代西方的發展模式的,不僅需要,也不可避免地必定會形成十分不同于西方的發展道路。其中的關鍵乃是不同的國家與市場、國家與社會間的關系。中國的國家幾乎必然會更加嵌入于,而不是像新自由主義構建的那樣二元對立于市場和社會。

    問題是,我們能否想象一種迥異于西方、扎根于中國的(古代、革命、計劃經濟和改革)這些主要傳統的圖像?在筆者看來,中國國家要比虛構、夸大了的“放任”國家具有更強大的作用是必須的,也是必然的。國家與社會和市場更緊密地結合也是必然和必須的。

        (二)中國長遠的“第三領域”VS.英美短暫的“第三道路”

    這里,有的讀者也許會聯想起,在西方近幾十年的國家與社會和市場的關系的歷史中,以上論述的“第三領域”路徑與世紀之交在英國和美國一度影響較大的“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第三道路”The Third Way思路是否有一定的交搭之處?那是個處于保守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左派的社會主義之間的“進步”的“中靠左”center-left派的意圖和思路,強調國家應沿著福利國家的進路起到更為積極和公平的社會福利方面的作用,拒絕放任無為的新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國家理論。其主要理論家乃是英國的社會學理論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他強調的是,國家應該更積極地推進社會公正,環境保護、教育、基礎設施等方面,更積極地協調公共部門與社會組織的合作。(Giddens 1998)但是,實際上,在世紀之交的短暫的影響(主要是英國[新]勞動黨的托尼·布萊Tony Blair首相[1997-2007]之后,也包括對美國克林頓Bill Clinton總統[1993-2001]的影響)之后,“第三道路”思想便逐漸式微,主要是因為私有產權制度在英美根深蒂固,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體系、全球化體系和意識形態占據幾乎不可動搖的地位!暗谌缆贰睂嶋H上并沒有能夠對其經濟體系形成真正的挑戰,主要只局限于社會措施的方面。

    但中國今天的實際很不一樣,再次是因為其起點不同:英美的“第三道路”嘗試是在穩固的私有產權制度、放任/國家—全球化意識形態的環境中試圖推行的。中國的改革環境則正好相反:它是在全盤公有化和計劃經濟化后的出發點上開始的,雖然如今已經進展到民營企業占據非農國內生產總值的大約60%,但大型國企仍然掌控40%,國家仍然擁有關鍵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包括至為關鍵的土地所有權。在農村,土地產權仍然屬于國家,國家僅對農民出讓了土地的經營權,不包括其所有權,并且保留了按需要來征地的權力。這就給予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十分不同于英美 “第三道路”的經濟基礎。中國國家所可能起的作用和所能動員的資源,遠比英美型第三道路要寬闊。它具有更可能實施和持續的經濟基礎和制度空間。

    同時,我們也要考慮到,歷史經驗已經告訴我們,國家與社會權力過度懸殊的話,可能會導致嚴重的歷史性錯誤——一如過去的計劃經濟體系、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抉擇那樣。如今中國正在摸索的方向是,怎樣更好地結合國家與社會—市場。兩者的二元合一無疑是國家能力和發展的關鍵,怎樣將其做到最好乃是未來的關鍵問題。筆者初步倡議的是,逐步走向兩者間更加對等的權力關系,讓社會積極參與成為重大公共決策中的最主要的測驗,讓高度發達的社會力量來抑制當權者決策中所可能犯的錯誤。中國如果真能做到重大公共政策必須獲得社會的積極和持續參與、結合由上而下的領導和由下而上的參與,那才是能夠發揮最大能量的國家與社會—市場間的關系的政治經濟體系和道路。它當然會更高度滲透社會基層,但其性質會與現代西方國家高度滲透基層的科層制權力的模式迥然不同。它的國力將源自政黨—國家和社會間更緊密的互補互動和攜手合一,不簡單是垂直條條型的韋伯科層制或新自由主義所建構的放任國家,而更多會是第三領域型的組織。

    更有進者,中華文明長期以來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理念,既是古代的“仁治”、現當代的“為人民服務”以及“共同致富”的理念的依據,也是“不爭霸”的全球國際關系理念的依據。以自身長期的道德理念為依據,而不是“純競爭性自由市場”、“理性經濟人”等新自由主義經濟“科學”的排他和自我獨尊的、單一面的和美化資本貪婪性的建構(并成為強加于人的自我追逐最大利益、最大霸權的借口)。中國的理念應該會接納、尊重其他文明的價值選擇,它不會以自身的選擇強加于他人;它會想像一個更加和諧的世界,更加互補互助的社會,乃至于一個道義化的全球經濟體系。這才是真正符合中國歷史走向的道路。我們作為社會科學研究者,應該根據過去的實踐經驗概括出中國與西方不同的現代化路徑,并著力將其進一步理論化、系統化,讓其成為不僅是能夠適當概括中國歷史經驗的新穎全球化社會科學,更是中國長遠發展道路的初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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