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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宗智:探尋中國長遠的發展道路:從承包與合同的區別談起
  •  2020-01-20 09:43:45   作者:黃宗智   來源:   點擊:0   評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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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探尋中國長遠的發展道路:從承包與合同的區別談起*

    黃宗智

    In Search of a Long-Term Development Path for China:

    Starting from Differences between Assigning Responsibility and Contracting*

    Philip C. C. Huang

    摘要:在市場經濟與集權的國家體系、市場合同與行政發包/承包兩者結合的框架中,由國家與社會間互動所產生的第三領域和其運作機制,已經成為中國新型政治經濟體系的一個關鍵特點。它既引進了現代西方的私營企業市場經濟,也保留了(革命的)社會主義政黨國家體系以及主要生產資料國有的制度。它的行政體系既趨向類似于(韋伯型的)現代西方科層制,又帶有(古代)中國的“集權的簡約治理”和“分塊的集權體系”特色。它不可能通過中西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思路來認識和理解,須要從二元合一的思維來掌握。一定程度上,它可以被認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官方用詞的一個具體和實質含義。

    關鍵詞:市場合同與行政發包、集權的簡約治理、分塊的集權體系、二元合一、第三領域

    Abstract: The “third sphere” born of the interacting of a market economy with a centralized state, and of a system of market contracting 合同with administrative “assigning responsibility“發包/承包, has become a key characteristic of the new political-economic system of Reform China. It has imported the private enterprise market economy of the modern West, and also retained the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of a socialist party-state and its ownership of the principal means of production. Its administrative system resembles more and more the modern West’s (Weberian) bureaucratic system, but it has also retained the traditional imperial Chinese “centralized minimalism” and “parcelized despotism” characteristics. It cannot be grasped by the either/or dualistic opposites mode of thinking, and can only be understood in terms of the combining and interacting of dualistic opposites. The combination may be understood as one concrete and substantive meaning of the officialized term of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Key words: market contracting and administrative assigning of responsibility; “centralized minimalism”; “parcelized despotism”; dualistic wholes; the third sphere

    一方面,在今天中國特殊的政黨—國家體系下,共產黨仍然起到主導性的作用,國家仍然擁有主要生產資料,尤其是土地和其他主要自然資源。它同時通過一個高度集權的財政體系來調控資

    *本文是作者待刊的三卷本(新型小農經濟、新型正義體系、新型非正規經濟——黃宗智待刊a、b、c)的后續和擴延思考。三卷本中已經詳細論證的內容不再一一注明出處。

    本。它仍然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體系,即便已經不是一個計劃經濟體系。另一方面,它同時也是一個生氣蓬勃的市場經濟,其中私有企業占據到非農生產總值的約60%,而具有獨立經營權的市場化小農場則占據農業總產值的很高比例,即便他們并不擁有自家農地的所有權。我們該怎樣來認識這樣一個既是社會主義的也是市場經濟的混合體?既是中國傳統(古代和革命傳統)的也是類似于西方市場經濟的混合體?

    鑒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間的極大不同,我們是不是只能認為兩者只可能有一方才是“正確”或“真實”的?我們是不是只可能要么認同于目的論的全盤西化道路、要么認同于目的論的本土化道路,就像許許多多中國現當代思想家(也包括西方的中國研究)那樣?如果不然,我們要怎樣才能夠抓住中國現當代不可避免的中與西、古與今,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并存和混合這個基本實際?

    本文將進一步探討,面對兩者必然并存的現實,我們能否提出一種迥異于一般非此即彼的思路?能否想像兩者不僅是并存,更是相互作用、相互塑造,甚至共同形成一個超越雙方任何一方的整體?能否形成一個能夠更好地釋放兩者諸多方面的創造性能量的結合?一個超越二元對立思維的整體可能是一個什么樣的圖象?

    但在進入以上較為寬闊的問題的探索之前,我們需要先澄清市場合同與中國社會主義政黨國家采用的行政發包/承包制度的不同。兩者常被調換使用或合并為一(如“承包合同”),由此而導致對兩者不同含義的混淆。我們需要從說明它們間的不同出發,然后才能進入兩者之間,以及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政黨國家體系之間,怎樣可能被創新性地結合起來的討論。

    “合同” VS. “承包”

    “合同”概念的核心在橫向市場交易中兩個具有同等談判權力實體間達成的、受到法律保護的協議!鞍l包”/“承包”關系則是在縱向的、多是由國家發包給某人或某實體(如某官員或農民/農戶)來承包的責任,雖然也同時附帶給予后者一定的自主權力。這里要注意,“權力”多被人們不精確地用“權利”——即受到法律和法庭保護——一詞來表達,實際上主要只適用于“合同”,不適用于“發包“/“承包“。

    歷史起源的不同

    首先是兩個概念/制度起源的不同。在西方,“合同”主要來自市場交易關系中的協議。固然,在當代之前,中國也有頗多類似與西方的合同協議(Zelin, Ocko and Gardella, 2004),但在當代,承包(與合同)制度的起點和西方十分不同。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幾乎所有的生產資料都被改造為國家所有。改革肇始,從國有基點出發,國家逐步將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體系改為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先是國家決定將農村土地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分割開來,將后者發包/承包給農戶。發包自始是,并且現在仍然是一個由上而下的舉措,而不是兩個平等體之間的協議。其實,發包給農民的“責任田”/“承包合同”原來還附帶有納稅乃至義務工的責任。即便國家將經營權基本讓給了農戶,使其可以為市場而自主生產,但實際上農戶仍然處于國家最終管控的權力之下。正如趙曉力在檢閱了多份“承包合同“以及相關訴訟案件材料之后敏銳地指出:其實,土地承包的實質主要是借助法院來執行國家的行政管理,過于樹立可以通過法院來確定和保護的權利。(趙曉力2000

    下面我們將看到,承包其實是官方話語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部分——國家仍然占有農地的最終所有權,但通過發包/承包將其“經營權”讓了給農民——即便仍然可以被國家限制,譬如,仍然可以規定不少農戶必須生產糧食,無論其回報多么低。當然,國家也可以隨時征收農地。

    概念基礎

    合同與承包制度的歷史變遷趨向是在十分不同的概念基礎上形成的。在雛形的市場合同中,討價還價是合同訂立的過程的一部分。一方可能在某方面稍微讓步,對方也會同樣在另一方面做出某種讓步,直到雙方達成都可以接受的協議。那樣的討價還價可能受到當時市場情況的影響,在某一產品或房子的“買方市場”的情況下,買方可能因為市場需求較低而獲得更好的優惠價格;反之亦然。典型的合同會經過這樣一個討價還價過程。即便是行將被雇用的就業者也可以在“賣方市場“的情況下,要求并獲得更好的就職條件,和買房子或產品的人同樣。在那樣的市場合同文化中,完全由單一方來確定合同條件相對少見。

    但在改革期間的中國,一般情況則恰好相反。逐步市場化是國家的決定、承包是國家由上而下的發包,國家要比承包農民占據強大得多的權力。承包一方,即便其與國家的關系被稱作”承包合同“,一般都預期其條件將會完全由對方確定,根本就談不上討價還價。那樣的“承包合同”無疑直接影響到市場中的合同關系。在那樣的大環境下,即便是市場中的合同”, 一方常會根本就看不到合同文本,或者要在最終階段才能看到,并必須立即簽署——因此而導致“霸王合同”的稱謂,并沒有討價還價過程的實際。眾多的市場交易合同實際上更像“承包”而不像對等雙方間的“合同”。正是不對等的“承包合同”塑造了中國的不同合同文化。

    勞動法律中合同邏輯的不同使用

    勞動法律乃是市場合同關系中的一個比較特殊的領域。這主要是因為資方和勞方比較明顯的權力不對等。社會主義理論將其表述為階級剝削,即勞動者生產的“剩余價值”之被資方榨取。資本主義社會當然不會接受這樣的理解。直到其1929-1933年經濟大蕭條之后,方才促使改革,依賴的是合同理論的理想類型,借之來倡導必須改革雇傭關系而使其更接近合同理念中的關系,包括確立勞動者組織工會和進行集體談判的法定權利,以及設立法定的社會保障——如失業保險和退休與醫療保障。在美國歷史中,它們一般被與羅斯?偨y的“新政”相聯系。這是“福利國家”的核心,其目的是糾正資本主義過激的方方面面。正是那樣的措施起到了促使資本主義經濟在其歷史性的危機之后的恢復和延續。

    但是,在最近幾十年中,合同的邏輯則被借用于相反的方向來讓資方避免勞動保護和社會保障等責任。它導致了所謂的“中介公司雇員”(agency worker)或“勞務派遣工”(dispatch worker)使用的興起(多是通過中介公司而不是實際的廠方來雇用的),名義上主要是臨時性的或“半職”/鐘點工人,一般不帶有就業保障或福利。合同理論則被借用來賦予這樣的雇傭關系正當性——其邏輯是,這樣的雇員實際上具有與資方同等的權利,因為他或她完全可以自由地決定要否接納如此的合同。在實際運作中,如今這樣的雇用方式已經常常不限于臨時工而被用于長期的正規全職工。勞動關系研究者將這樣的工人稱作 “precariat”, 即結合precarious(不穩定)“proletariat”(無產者)兩詞的新創詞,我們也許可以譯作“危難工人”。如今,這個“危難工人”范疇已經占到西方所有就業人員中的約20%Standing 2011)。

    社會主義的中國則從一開始便展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演變過程。共產黨革命自始便在理論上將生產資料改作全民所有,土地和資本同樣成為國家而非私人所有。共產黨則是這個新制度和社會主義理念的的監護者。工人的權利和社會保障自始便已被確立。

    伴隨改革的來臨,共產黨政黨國家采納了市場化的決策,將市場經濟,包括承包與合同的制度,納入了中國的政經體系。以上已經看到,第一步是將農地的所有權和經營權拆分開來,將經營權發包給農戶,由他們自主經營為市場的生產。其后,由鄉鎮和村莊集體廣泛設立計劃外的鄉村企業,讓鄉鎮政府和村莊集體在市場的“硬預算約束”下經營其所創辦和擁有的企業。原先多是通過舊的集體制度來雇用員工,一開始采用的是集體制度下的工分制,當然談不上城市產業工人所有的福利。1990年代后期,在“抓大放小”的決策下,中小國企進行私有化改制,等于是國家讓它們“甩”掉對其員工的義務的“包袱”,為的是加強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活力。結果是那些企業的員工們基本失去其所享有的福利。同時,私有企業廣泛興起,鄉鎮企業也廣泛被私有化,大量的農民工進入城鎮就業,基本都不享有勞動者的保護和保障。這樣,城鎮工人大多數都成為(國際勞工組織稱謂的)非正規工人——即沒有或少有法律保護和福利的工人,區別于之前具有那樣的保護和保障的“正規工人“。

    在最近的十年中,更引進了西方的“中介公司雇員”“agency  workers”制度。2008年的《勞動合同法》將其表述為“勞務派遣工”,定義為處于“勞務關系”而不是(受到舊勞動法保護的)“勞動關系”下的員工。名義上,這樣的雇用方式只被用于“臨時性、輔助性或替代性”的員工,但實際上則被相當廣泛用于長期的全職員工。新興的勞務派遣工無疑也屬于我們稱作“非正規工人”的范圍。在實踐層面上, 中國和西方的不同在于,2010年,新型勞務派遣工加上原有的非正規人員,已經達到所有城鎮員工的共約不止75%,遠遠超過西方的20%。在這樣的從正規化返回到非正規化和去正規化的反向演變中,合同理論被吊詭地用于相反的目的。

    固然,也有一些試圖抑制這樣的趨勢的舉措。譬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在2013年宣稱,要企業們在三年之內達到勞務派遣工不超過每家員工的10%的比例。但實際上其作用比較有限。非正規化的總體趨勢實際上無法阻擋。

    至于那些之前的正規工人們對被去正規化所提出的抗議,中國政府所采用的對付方式是,簡單規定國家法院不受理那樣的訴訟,要由企業本身來處理。最近幾年,國家更擴大了這個政策的適用范圍,確定其不僅包括國有企業,更明確地包括所有其他類型的“企業”(如集體企業和事業單位乃至于私營企業)。只要其“改制”是由“政府主導”的,即要么已經獲得政府批準,要么是由其執行或主導的,法院將會裁定不受理。(黃宗智,待刊c;趙劉洋,待刊)

    可以見得,中國政黨國家和法律之間的關系和西方有一定的差別。在西方,經國家頒布的法律一般凌駕于政府行政權力之上;在中國則不然,政府行政權力發揮了重要作用,它可以將某一類型范圍內的訴訟爭議置于法院受理范圍之外,通過行政權力的干預以及調解制度來處理某些訴訟糾紛。

    國家行政體系內的發包

    國家行政體系之內的發包同樣是由上而下的不平等關系。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政黨國家體系完全掌控體系內官員的委任和升降,包括更改或終止他們的職責、權力和資源。也許最重要的是,所有官員都受制于體系內源自反腐需要而在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設立的“雙規“鐵律和制度:經過”舉報“和初步調查之后,任何官員在被正式審查期間,都可以被在規定的地點和規定的時期中(實際上沒有固定期限),被完全與外面隔離,不得與家人或任何人(當然包括律師)接觸。即便是最高層級的官員(包括政治局常委成員、省長等)也如此。它是一個無可抗拒的黨內的紀律制度。

    但我們也要考慮到另一方面:一名承包某一地方職責的領導官員享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權力,他們被有意識地塑造為中央政權的一個較小規模的翻版,具有遠遠大于一般的西方國家地方行政官員的權力,不受同等程度的三權分立和平衡的制約。

    周黎安教授將中國的地方政權制度稱作“行政發包制”并將這種“官[員市]場”的機制比喻于“市場”。他論析,“官場”中的競爭和激勵機制類似于市場中的機制。他特別突出“官場”中的晉升“錦標賽”激勵機制,并將“官場”和“市場”并列(“官場+市場“),認為正是兩者的連同作用推動了中國舉世矚目的經濟發展。(周黎安2018,2014,2007;亦見黃宗智2019)在他的英文文章中,則采用了“合同”一詞來將“行政發包制”表達為“行政合同制”administrative contracting. (Zhou 2019)

    周教授的論析非常清晰地指出地方政府和市場經濟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所起的至為關鍵的作用。他特別突出了中國地方官員們間爭取晉升的激勵和競爭機制,比較有效地與西方和中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進行了溝通,用他們的話語框架來突出中國政府所起的關鍵作用。

    但是,我們也需要指出,他的理論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會引起對行政發包與市場合同之間的差別的忽視。他創建的“官場”一詞,由于將其比喻于經濟市場,可能會混淆兩者在歷史起源、重點和邏輯間的差別,既混淆了行政發包制度的部分內涵也混淆了市場合同與其的不同。

    那樣的誤解可見于人們一般地混合使用的“權力”和“權利”兩詞。行政發包中所發包的是責任和權力,不是法律和法庭所維護的權利,一如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中的“經營權”那樣。正如我們上面所論述,無論是農民還是地方官員都沒有太大可能通過法院渠道來抗拒社會主義政黨國家的強大治理體系。

    但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周黎安教授的論析確實起到協助不少讀者認識到中國行政發包制的重要性,而不是下意識地簡單將其貶為與市場經濟相對立的“專制“或”極權“體系,因而拒絕認真來認識和理解。雖然如此,要真正認識中國這個體系的含義和實際運作,我們還需要看到承包制與合同制的不同。讀者如果簡單想象一個官僚層級之間的”合同制“,便會嚴重誤解其所包含的高度集權、由上而下的威權體系。我們需要認識到”發包“與“合同”間的概念上的深層分歧,以及其邏輯和實際運作間的差別。

    固然,周教授所借助的“委托—代理“理論領域早已拓寬了原始合同理論的范圍。它考慮到合同兩方的不同利益和激勵,以及其間的”不對稱信息“asymmetry in information,考慮到可能由其產生的“道德風險”moral hazards和可能濫用。它也考慮到兩方之間的不對等權力問題,尤其是在勞動法律領域中,一如我們上面論述的那樣。但即便如此,它邏輯上的出發點仍然是市場中的橫向對等合同關系,并不能貼切地處理縱向的由上而下的行政發包中的權力關系,更無能考慮到中國社會主義政黨國家體系的實際運作。周黎安的貢獻在于突出了中國特殊行政體系的關鍵性,并闡明了其中的關鍵機制,但他仍然需要同時澄清我們所有研究者都必須面對的“話語隔閡”問題,即怎樣來澄清“承包”與“合同“之間的差別的問題。兩者都需要被置于其政治經濟大環境中來認識和理解。

    中國法律中的承包法與合同法

    這里首先需要說明的是,雖然在許多學術和大眾化使用中,承包和合同兩詞多被混淆,但在中國的法律條文中兩者其實一直都是被明確區分的。

    2002年(修改)的《農村土地承包法》開宗明義地說明:“本法所稱農村土地,是指農民集體所有和國家所有依法由農民集體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農業的土地。”(第二條) “農村土地承包后,土地的所有權性質不變。承包地不得買賣!保ǖ谒臈l)“承包方承包土地后,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自己經營,也可以保留土地承包權,流轉其承包地的土地經營權,由他人經營!保ǖ诰艞l)(《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2002》)

    1999年的《合同法》同樣明確指出:本法所稱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1999,第二條)

    顯而易見,國家法律其實比較清楚地區分了承包和合同兩個詞匯和概念。我們需要做的是,進一步闡明兩者的不同政治經濟環境。

    “集權的簡約治理”傳統

    其中,一個重要部分是中國傳統的“集權的簡約治理“(黃宗智2008)。古代的帝國政權無疑是個高度集權的體系,但它同時也十分有意地試圖使其體系盡可能簡約。一個原因是要避免過多層級的劃分,因為那樣會直接威脅到集權的中央——由于其高度依賴對皇帝/皇朝的忠誠,每多一層便會添加一層離心的威脅。二是要盡量減少行政經費,因為前工業的農業國家的稅收十分有限。在19世紀,每個最底層的縣令治理的人口平均高達25萬人。而且,縣政府機構一般只比較低度(韋伯型的)”科層制化“,即被分化為專業化部門和垂直的科層制體系。結果是比較簡約的基層治理體系。

    這就和西方形成比較鮮明的對照。其歷史起源部分在西方的封建主義制度,其中央集權程度要遠低于中華帝國,雖然其從基層所提取的稅費要相對高于中國——后者在帝國晚期僅占農業產出的約2%-4%,前者則一般約10%(如西方和日本的封建主義制度)(Wang 1973a, b)。其二,差別當然也來自現代西方的民主政體傳統——其三權分立的相互制約和平衡。

    結果是,與西方相比,中華帝國具有比較高度的中央集權,但比較低度的基層“滲透權力”,與西方的低度中央集權和較高度基層滲透權力不同,一如邁克爾·曼(Mann 1984)所概括那樣。中國的行政發包制度首先需要置于那樣的歷史框架中來認識。

    分塊的集權體系

    更有進者,曼的分析框架并沒有考慮到中華帝國的另一關鍵特征。其高度集權的中央其實有意將自身分割為多個權力性質類似于中央的地方小塊,也許可以稱作一個“分塊的集權體系”。地方上的最高官員是在該管轄地代表皇帝的人員。他當然完全是由中央全權委派的官員,并且是被置于相當緊密的官員控制體系中的人員,但他在地方任期間卻具有相當高度的、一定程度相似皇帝的自主權力,也同樣較低度受到現代西方民主政府那樣的立法和司法權力的制約。同時,他的權力范圍更多是地方塊塊型的,而不是處于更高度條條劃分的現代專業化科層制體系的制約之下。

    正是以上的歷史背景協助我們認識“集權的簡約治理”和“分塊的集權體系”今天仍然存留下來的治理框架。它具有較高度的中央集權程度,但相對低度的基層滲透權力,但又是較高度集權的地方政府權力,沒有像現代西方專業化官僚體系那樣被更高度地條條化,也沒有受制約于那樣程度的三權分立和平衡。正是那樣的傳統協助我們認識和理解今天的中國在這些方面與現代西方治理體系的不同。

    進入當代,傳統的中央集權體系被在戰爭和革命斗爭過程中形成的現代共產黨政黨國家體系更為高度地集權化,也更為高度地細致化,并且仍然較低度受制約于立法和司法權力。那些特征也可見于同樣是模仿中央的較小型地方政權。雖然,伴隨工業化和(韋伯型)現代科層制體系的建設,中國的治理體系也一定程度上已趨向了類似于西方的專業化和條條化。

    但我們仍然可以看到簡約治理持續的痕跡。這是部分由于中國仍然具有龐大的農村,仍然受制約于比較低微的農村基層財政收入,仍然因此而趨向基層的簡約治理。此點尤其可見于2006廢除農業稅費之后基層村莊內部的公共服務的廣泛衰落。鄉鎮政府不再能夠從村莊獲取財政收入,伴之而來的是其從村莊內部的公共服務的退出,遺留下來的是村級內部公共服務的危機——導致滿村垃圾和污水、未經修補的道路和橋梁、未經疏浚的河流小溪等——那是“低度基層滲透力”的比較具體形象。

    更重要的也許是,國家機構一定程度上仍然繼承了古代的“分塊的集權體系”,地方政府仍然享有類似于中央的集權性質的權力,既沒有同等程度地受像現代西方那樣更高度條條化的科層制體系的垂直化分解,也沒有受到同等程度的三權分立的制約。相對來說,仍然享有遠大于現代西方地方政府的集權權力。這樣的一個體系當然也帶有一定的弱點,如條條和快快結合所導致的雙重領導(垂直的中央部門領導和橫向的地方政權領導)以及事權不清的問題。它也會導致地方主義,以及不同地方間的相互隔離和顯著差別。但是,上面我們已經看到,地方政府塊塊型的強勢權力在改革的快速經濟發展過程中,起到了至為關鍵的作用。

    二元對立與二元互補

    我們固然需要認識到中國與西方的不同,以及合同與承包的不同來更好地認識中國今天的治理體系的實際運作,但我們同時要警惕不再陷入中西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思維習慣,因為那樣的對立思維只能促使我們再次不僅誤解中國,也誤解西方。

    二元對立

    二元對立思維最常見的誤失是陷入兩種陷阱之一:一是認為西方的道路乃是唯一的道路,認為中國必須走那樣的“轉型“道路。那是個來自目的論的西方主義或現代主義(包括“早期現代主義”)思路,只可能遮蔽中國的歷史趨向和實際,只可能是無視現當代中國的最基本實際,即西方與中國的、西化與中國傳統(包括古代和革命傳統)的并存。其對立面則是目的論的中國優越性,多源自一種中華文化自我優越感,認為中國的道路必定是最佳道路,因為它是中國的。正是那樣的思路組成了”中國特色“主義的核心,很容易成為拒絕西化改革的極端保守主義。兩種對立觀點相互將對方推向極端,要么是出于反對過分西方中心主義或全盤西化主義的動機,要么是出于反對過分中國中心主義的動機。兩者的共同點是無視兩者并存的現當代中國的基本實際。

    在過去的百年中,我們已經看到眾多這樣的非此即彼二元對立思維。在法學領域,一方是要求西化的移植論,提倡全盤引進西方的法理和法律,并以為那樣做才能夠符合邏輯上整合的形式主義法理和法律的要求。其對立方則相反地提倡“本土資源化”,認為中國的法源應該是傳統法理、法律或民間習慣。在經濟學領域,我們可以看到同樣的對立,一方提倡完全采納西方的自由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及其理論依據(理性經、純競爭性市場、看不見的手、國家”干預“的最小化等),與其對立的是傳統主義者或馬克思主義者,或兩者的結合。在歷史學領域,一方在 “早期現代和近現代中國只看到逐步西化或現代化的趨向,另一方則只看到其對立面的“中國中心論”。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上述兩者任何一方都沒有抓住近現當代中國的中西化并存和互動的基本實際。

    互補的二元

    我們要做的不是將中西建構為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而是要從現當代的中國和西方、傳統和現代在中國必然并存的基本實際出發的概括。兩者的并存——無論是語言、文化、話語、思想傾向和思維、實踐、治理、社會經濟等,當然也包括學術理論——乃是現當代中國的給定實際。

    我們該怎樣去認識共存的實際以及其在中國是如何互動、互塑和結合的?過去和現在的摸索有什么長處和短處?兩者最佳的結合方案——既是基于中國實際又是為人民謀求幸福的——是什么樣的道路?有沒有一條超越中西兩者間的對立而結合兩者來釋放雙方的創造能量的長遠道路?

    中國在過去四十年中相對成功地、比較特殊地結合了市場機制和國家能力來推進極其矚目的發展,這已經是沒有疑問的事實。真正的問題是:兩者到底是怎樣互補、互塑地結合而做到了比任何單一方優越的成績的?

    農地承包與鄉村發展

    回顧過去四十年,農村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無疑是推進中國農業轉化的基本政經制度框架。它從黨中央有意地采納了承包制出發,給予農民大體上獨立的“經營權“,讓其能夠自己決定為市場生產什么、銷售什么,讓其能夠從其產品的市場價值和增值獲得一定的利益。同時,國家積極提供了現代投入(化肥、良種、農機)。那樣的(國家與農民的)結合推動了中國改革期間的“隱性農業革命”,使許許多多農戶得能轉向高附加值農產品的生產(特別是高檔蔬果和肉禽魚),大多是進一步既勞動密集化也“資本“(現代投入)密集化的新型農業(如拱棚蔬菜、種養結合),如今已經達到接近農業總產值的三分之二,借此轉化了中國的農業生產。(黃宗智2016a

    雖然有一些錯誤的認識一直都在影響著國家的部分農業決策和學術界的論著——即認定高度機械化(和較低度勞動密集化)的美國型大規模農場乃是農業現代化的最終必由道路,認為中國農業必須朝著那樣的方向發展、那樣才可能真正現代化。(與其相反的一種意見則是一般的馬克思主義意見,同樣認為那樣的途徑是必然和不可避免的,但認為乃是不可取的、乃至于要推翻的資本主義方式)。事實上,中國農業現代化的道路如今已經可以確定了——主要是高附加值的新型小規模家庭農業,并且,由于中國如今仍然有2億農業從業人員,勞均才10畝耕地、戶均才約15畝(相對美國的戶均約450英畝,即2700華畝),將長期如此。鑒于中國長久以來的人口高度密集的“內卷“型小農業,這其實是必由的一條道路。它也是對中國來說至佳資源配置的道路,和美國的主要是高度機械化和低度勞動投入的農業十分不同。中國的新型農業則是“勞動和資本雙密集化”的,而又差不多全是小規模的農場。它的比較高度密集化的土地使用使得中國農業的單位土地產值要遠高于美國。美國型的農業只可能促使大量農民失業和單位土地產量大規模降低,不可能承擔中國大量人口的食物需要。

    結合國家與市場

    如果中國的新農業革命較好地展示了中國結合現代投入和小農家庭農場,以及國家的高度中央集權的政經體系和小農的市場化自主經營,城鎮企業則較好地展示了集權的中央和地方國家體系與市場化企業的結合,如以上論述那樣。更有進者,鑒于西方高度發達的跨國企業,中國新興的私營企業唯有通過高度集權的國家體系的扶持才有可能與其在全球化的市場中競爭——唯有中國國家體系才具有足夠力量來與西方巨型的全球化企業競爭。唯有中國“分塊的集權”地方政府的扶持(在土地資源、基礎設施、不嚴格的勞動力使用、稅收減免、松弛了的環境保護等)才有可能招引到外國資本的投資,唯有國家權力才有可能使中國成為全球回報率(不止20%)最高的資本去處。

    我們已經看到,國家體系本身還需要一個有效的地方官員激勵機制,一個能夠促使他們為中國在全球市場的競爭上效勞的機制。具體的實施方案是激勵地方官員們在管轄地的GDP發展成效方面的競爭,并同時給予他們足夠的權力來激發他們的創新性和經營性,而又同時嚴密掌控他們的評審和晉升。其實施方式正是行政方面的“發包“制度,設立地方官員們間推動屬地的GDP發展的晉升“錦標賽“,一如周黎安所闡明的那樣。

    那樣的一個治理制度也需要市場機制和約束來執行。地方官員面對的是,他們的行為必須要在市場中見效。市場的競爭機制成為他們施政的重要激勵和約束。他們不僅要對上級負責,還要對市場的約束負責:他們是否成功地為地方企業建設了良好的發展環境,采用了符合轄地資源稟賦的舉措,推動了具有市場競爭力的企業。正是在那樣的框架中,中央政府制造了一個國家和企業間相一致的目標和激勵。而那樣的機制則賦予了中國企業在國內和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正如周黎安所說明的那樣。

    高效結合地方政府和企業的激勵機制是通過實踐來產生的,是在實踐中被證實有效而形成的,首先是在農業方面的承包制度,而后是鄉鎮企業方面的蓬勃發展,再后來是省、市、縣政府的“招商引資“所推動的企業發展。國家成功地促使其地方官員們成為推動發展的力量,而在其中成長起來的企業則是通過政府在稅收優惠、土地和基礎設施、以及財政資助等的扶持下成為更具有市場競爭力的實體。兩者的結合成功地使中國成為全球資本第一選擇的去處,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的關鍵動力。市場經濟的合同關系以及行政體系的承包關系被證明是特別適合中國“轉型”經濟的結合。

    這里的“轉型”一詞需要我們謹慎地來使用。我們不要再次陷入目的論的西化主義,似乎中國要發展和現代化的話,只可能完全模仿西方。那正是“轉型”一詞比較普通的含義。我們需要認識到中國已經展示了的既是西式也是中國式的發展道路,而不是一條非此即彼的道路。

    這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常用的官方話語,一定程度上包含、捕獲了上述的特殊中西結合。它是在改革實踐過程中所形成的一個戰略性框架,如今已經經過相當程度的實驗,有可能會成為中國式的可持續現代化進路,有別于我們長期以來慣常性使用的“全盤西化/現代化、“資本主義發展”,”或“市場合同經濟等概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詞,一般在學術界(尤其是國外學術界)被相當普遍視作沒有實質意義的官方用詞,實際上頗有可能成為不僅僅是個”轉型“過程中的一個體系,而且是一個可持續的中國型的、適合中國實際的發展道路,不僅在短期之內如此,也許更在長期中也如此。當然,它更是一個形成和演變中的過程,不是一個給定理論或意識形態。

    中西結合的反面現象

    更有進者,我們不可忘記近年來的發展中的反面現象。在發包制度的不對等權力關系下,在國家相對農民的權力懸殊的實際下,當然難免一方有可能會成為忽視另一方利益的支配方。一個真正可持續的結合須要考慮到不僅是其成功的方方面面,也要考慮到其反面。

    我們應該承認,勞動保護和福利在發展經濟和招商引資的大目標下被暫時置于一旁。改革四十年來,中國一直在大力壓縮舊社會主義的勞動制度,如今已經將其所占比例減少到城鎮就業人員中的僅僅約25%。但是,為了長遠的發展,中國特別需要擴大國內市場來支撐更可持續的經濟發展,當然也要考慮到社會穩定和社會公平。中國遲早須要將“去正規化”的洪流顛倒過來。如今這樣讓全國城鎮就業者中的80%成為“非正規工人”(相比西方的20%),嚴重約束了國內的市場發展,經濟上是不可持續的,當然也是不公平的。

    至于農業,國家迄今仍然沒有充分重視小農場的關鍵性,也沒有充分重視小農特別需要的現代化市場物流體系。那迄今仍然是中國農業的軟肋。如今應該充分認可并支持小農農業的優越性和可持續性,并給予其更大的支持——不是簡單由上而下完全由國家支配的措施,而是要充分讓小農發揮其自身的積極性,納入由下而上的農村(社區)參與能量來配合國家的組織。所謂的“東亞合作社”是一個由于高度歷史偶然性而形成的體系,足可被當作中國的典范。明治日本的由上而下的農政(將地方政府主要任務設定為扶持農業現代化),由于美國的占領和統治(在其認同于羅斯?偨y“新政”的進步官員們的影響下),被改革為一個納入由下而上的基于農村社區的(綜合性)“農協”制度,較偶然地組成了迄今至為成功的小農經濟現代農產品“物流體系”(即為小農農產品進行加工和銷售的“縱向一體化”)。它既推進了城鄉之間較為均勻的收入和公平,也起到了維護農村社區活力的重要作用。(黃宗智2018)

    在中國,土地承包的制度確立了一個比較均勻的土地分配制度和優質的小農新農業的興起,并沒有因為國家有的政策偏重大型規;r業而受到過大的壓制。即便沒有得到國家充分的重視,它仍然已經成為中國新型農業的基巖。今天中國的農業可以借助東亞型的農村社區合作社來推動新型農業的進一步發展。與其仍然依賴高成本低效率的、由千千萬萬小商戶+大商業資本所組成的物流體系,不如轉向由小農社區組成的合作社。它們既可以高效地推進農產品的物流,也可以讓小農保留更高比例的市場收益,由此進一步提高小農的收入。它們還可以振興農村社區,并為國家政策提供由下而上的支持和能量。

    國家和社會權力懸殊的搭配,如土地承包制度下的國家和小農,過去確實導致了一些無視小農利益的舉措,諸如地方在征地中的過激手段、土地交易中的勾結和貪污,無顧小農利益的農業政策(如強加于一些小農過分集約化和低回報的雙季早稻+晚稻種植+小麥)等(黃宗智、龔為綱、高原2014)。一如任何權力懸殊兩方的關系中,沒有由下而上的制約,很難避免無顧人民利益的錯誤行為。一個好的政治經濟體系發展方向是國家和社會-經濟間、國家機器和人民間,逐步達到較為均衡的搭配。

    除了諸如以上簡略轉述的問題之外,我們應該承認,改革所確定的主要政治經濟框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以被理解為一個包括搭配市場化和中國源自“集權的簡約治理”和“分塊的集權體系”的“行政發包制”政經體系。兩者的結合已經展示了龐大的能量和創新成績。那是個應該被進一步深化的成功框架。它不是依賴簡單的西化或中化,而是腳踏實地地從成功的實踐中概括出來的進路。長遠的發展道路的探索不應該是僅關注成功實例的一個過程,而應該是個不停地探尋怎樣更好地結合西方和中方來組成一個長遠的中國發展道路的過程。

    儒家化的法家法律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戰略性概念背后的思維的一個類似的歷史先例是西漢時期的法律的儒家化,常被表述為 “陽儒陰法”。

    法家法律的儒家化

    從其前的秦代的法家法律出發,漢武帝時期在儒家思想,尤其是董仲舒(公元前約179-104年)的影響下,做出的選擇不是簡單地廢除法家法律,而是創新性地將其儒家化。從儒家的思想中,特別選擇了其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仁政為核心的道德理念,將其與法家以懲罰為主的刑法結合成為一個更寬闊的整體。儒家的一面為法家提供(我們今天也許會稱作) “軟實力,將其嚴峻實用的法律體系溫和化,讓兩者合起來組成一個更可持續和威力比任何單一方都更為強大的體系。實用性的法家法律及其嚴峻的懲罰制度被改為一個更為寬闊、基于儒家和諧理念的社會非正式調解的體系。正式的國家法律與一個非正規的調解正義體系并存;嚴峻的治理被道德化的治理溫和化;威權的父親與慈愛的母親結合(“父母官”)為一個更長遠、更可持續的體系。正是在那樣的思維框架下,形成了持續兩千多年的中華法系的核心,并被擴延到整個 “東亞文明(在中國之外,主要包含日本、朝鮮和越南)。它是一個既慈祥又嚴峻的、既道德又實用的體系,兩者共同組成了筆者之所謂的 “實用道德主義的正義體系。

    當然,該體系也帶有一定的弱點和問題。許多基層的糾紛并不能被社區調解機制解決。不少需要進入正式的法庭來處理、判斷。但該體系具有逐漸納入那樣的經驗的實用能力,逐步添加了所需要的正式條文來適應現實需要,從而形成了越來越多、越來越細的關乎細事(大致相當于今天的“民法“)的”例“(區別于“律”)。同時,它也從原先特別強調身份尊卑關系的法律而伴隨社會變遷,越來越趨向以大多數的民眾為主要對象的實用性法律體系,逐步淡化了統治階層和一般民眾間的差別的作用(Ch’ü 1962: Bernhardt 1996)。到了清代,已經和漢代、唐代的體系頗不一樣。儒家化的法家法律不是一個一蹴而就的結合,而是一個在形成了基本大框架之后,逐步改進和細化的過程。雖然如此,無可置疑的是其結合儒家和法家為一個整體的創新的明智性和可持續性。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中國今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一定程度上帶有類似的思維和可能。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近乎全能的政黨國家體系,成功地克服了帝國主義和日本侵略并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但那樣的政黨國家,加上后來模仿蘇聯而采納的計劃經濟政經體系,雖然成效不小,并沒有能夠推動可以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比擬的經濟發展。改革的必要越來越明顯,特別是在經歷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比較極端的群眾動員和排外意識之后如此。那樣的背景導致了向市場經濟轉向的改革,目的是要推動可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競爭的發展。但社會主義的理念并沒有被放棄;源自儒家、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主義的“為(勞動)人民(服務)”的治理理念也沒有被放棄;共產黨的領導和治理以及國家對生產資料的最終所有(或控制)權也沒有被放棄。

    這樣,市場經濟被納入了一個仍然是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為國家所有的、高度中央集權的政經體系。其所采用的不是簡單像蘇聯和多個東歐國家那樣,完全朝向私有市場經濟、終止共產黨治理的“轉型“,而是共產黨治理的延續和國家之繼續占有或掌控主要生產資料。在那個基本框架中,一步步地,先是通過承包制度將土地的經營權讓給農民,但國家仍然掌控農地的最終所有權。其后是讓鄉村政府在計劃外創辦市場化的鄉村企業,后來并讓其私有化。同時,鼓勵私企的廣泛興起,并將中小國企私有化,逐步建立了一個私企和國企接近平分天下的局面(達到非農生產總值6:4的比例)。

    這些變遷制定了新農業革命的政治經濟框架,導致一個勞動和資本雙密集的市場化新型小農經濟的興起,主要是高附加值農產品的生產,它基本轉化了中國的農業。同時,國家采用通過發包—承包制度來仍然緊密管控地方官員,但又授予了他們較大的自主權,來推動國家主導的GDP發展。那樣的體系激發了地方官員們的創業和創新積極性來協助屬地內的企業推動蓬勃的市場經濟發展。

    如今,那樣的一個政經體系和市場經濟的結合已經成為一個客觀存在的現實,給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詞實實在在的含義。國家和企業、社會主義主要生產資料國有制和市場機制結合起來推動了過去40年的蓬勃經濟發展并賦予了中國企業國際競爭力。它們,通過實踐經驗,證明了結合集權的國家和市場經濟,以及行政發包制與市場合同制的高效性。雖然,顯然是一個逐步摸索的過程。

    問題

    同時,我們不可忽視伴隨成功而來的一些問題。非正規人員在就業者之中所占的龐大比例,已經對國內市場的發展形成嚴重的約束,當然也包括其所意味的社會不公。

    未來的糾正途徑相當清楚。在農業領域,小農仍然嚴重受制于缺乏一個良好高效的現代物流體系來協助他們從市場發展獲得更多的收益。迄今他們只能依賴要么是低效昂貴的小商小販+大商業資本的銷售和加工體系,要么是同樣低效的國營供銷社體系。那也是一個尚待成功處理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同時,社會不公不僅對經濟不利,也嚴重制約了社會和國家在治理方面搭配的能力。一個可能的改善方案是將國有企業利潤的一定部分用于民生,特別是農民工——之前已經有過這樣的地方上的成功實驗(黃宗智2012)。

    一個新型的第三領域?

    最后,我們要考慮到中國的“第三領域”(黃宗智2019),它有助于我們更完全地認識和理解中國目前的政經和治理體系,也許也可以被視作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方面的新闡述。

    歷史背景

    長期以來,中國的政經體系中一直都存在一個由集權的簡約治理體系中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互動而產生的第三領域。國家治理不僅高度依賴社區的非正規自治(如社區糾紛調解),也依賴一個由非正規體系與國家正規體系互動而產生的半正規體系。(黃宗智2019

    這個第三領域在社會基層可以具體見于社區調解和衙門對案件的處理兩個并行的體系間的互動。一旦糾紛一方具呈控告對方,社區調解人士便會重新或加勁調解。同時,當事人和調解人士會通過知縣對陸續呈稟的批示,要么被榜示,要么被衙役/鄉保傳達,而獲知衙門對其訴訟的逐步反應。那些批示會直接影響正在進行中的社區調解,促使一方或雙方退讓,由此使糾紛得到解決。然后,當事人會具呈要求銷案,或不再催呈或配合衙門調查。案件便會因此被撤銷,或自然中止。這樣的結果占到所有細事訴訟案件的起碼三分之一(有如此明確記錄的),實際上有可能多達三分之二(包括紀錄中止的)。

    集權的簡約治理體系框架也促使行政體系廣泛使用另一種半正式的治理方法。一個比較突出的例子是處于國家和社會間的半正式(由社區威望人士推薦,衙門認可的不帶薪)“鄉!币宦。在19世紀的寶坻縣,每個鄉保一人要負責平均20個村莊的治理事務(包括征稅、糾紛處理和傳達衙門指示等)。他們一般都被衙門讓其自行其是,要到由于他們執行任務中產生了糾紛或控告方才會介入。這些操作方式也是“簡約治理”的具體實例。

    縣令對待其屬下各房的治理型式基本同樣:各房的人員大多是不帶薪酬的半正式人員,分別負責各房的職務(最主要的是管征稅的戶房和管糾紛的刑房)。那些“房”同樣會被知縣放任自行其是,要到由于他們執行任務中產生了糾紛或申訴,縣令才會介入。其治理方式其實可以很好地用今天的“發包”和“承包”兩詞來表達。每房的主要負責人等于是承包了其職責——為了獲取該房的收入,須要交付一定的(可以稱作)“承包費”(高收入的戶、刑兩房在晚清時期需要交高達千兩的“參費”)?h令同樣基本讓他們自行其是,雖然他們要按照一般人可接受的方式來執行任務,不然,便會產生糾紛,那樣的話,縣令便需要介入。那也是簡約治理的實例。

    今天的第三領域

    以上是今天更為寬廣的第三領域治理——包括行政發包/承包制中的政府的“內包“和其與行政體系之外與社會間(如社區或個人)的”外包“——的歷史背景。即便是在計劃經濟時期的農村集體制度中我們也能看到其痕跡。如今已經成為被更為廣泛使用的一個體系。

    譬如,在2005年到2009年的五年之中,全國平均每年的2500萬起(有記錄的)糾紛之中,有足足1000是在第三領域處理的(另外有1000萬是由社區主要是非正式——雖然帶有村干部的參與——的調解處理的),包括鄉鎮的法律事務所(70 萬起),工商部門領導的消費者協會(75萬起),以及公安部門進行的調解(840萬起),區別于更為高度正式化的法院調解和判決(500萬起)。在以上所列由第三領域機構處理的案件中,有380萬(38%)是被調解結案的。(在更高度非正式的“村、居民調解委員會”處理的1000萬起糾紛中,則有一半是被成功地調解結案的。)(黃宗智2016b

    至于如今的行政發包和承包制度,應該可以說是中國現有政經體系中至為突出的一個特征。其參與雙方雖然權力比較懸殊,但它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由上而下的官僚制度,而是由上級和下級,國家和社會兩者長期互動的歷史過程中所形成的,其中既包括“社會的國家化”state-ification of society, 也包括“國家的社會化”societalization of the state。兩者的結合很好地展示于如今的半正式糾紛解決的操作方式,既非純粹國家的行為,也非純粹社會的現象,而是兩者的互動和結合。那其實是改革期間十分快速擴展的一個政治-社會現象。今天被廣泛使用的行政發包/承包制度要從這樣的角度來認識和理解。

    項目制

    由國家挑選和資助的項目發包制度也如此,它結合發包與合同,行政體系內部(各層級間)的內包與政府和社會間的外包。這個制度如今是被如此廣泛地使用,有的社會學理論家甚至將其比擬于計劃經濟時代的“單位制”,論說新制度是一種韋伯型的現代化/“合理化”(或“科層制化),并且已經取代了單位制而成為中國治理模式至為關鍵的制度和機制(渠敬東 2012)。在我看來,更為重要的也許是,項目制的用意是要借助其競爭和激勵機制來推動政府內部各層級間的和政府與外部社會間的承包者(包括學術單位和研究者)的積極性。一個依賴行政內部的晉升激勵和管控機制,一個依賴外部社會中的激勵,包括項目競爭、延期或再次獲取新項目等激勵機制以及國家的監督(如驗收)。它的用意是要通過競選和驗收來結合市場競爭和政府調控。

    當然,有不少濫用的實例,包括指令性的項目(如推廣雙季稻種植)、不符實際地偏重低效的規;筠r場、“虛”“偽”的”合作社和腐敗等濫用國家資源的現象。(黃宗智、龔為綱、高原 2014)同時,由于項目制所依賴的激勵主要是“私利”而不是“公德”或社區利益,容易導致無視公共利益的價值觀和行為,更加突出日益嚴重的全社會道德真空問題。雖然如此,我們也不可否認,與一般行政發包/承包制度相比,項目制所指定的目標相對更加明確(如道路設施、退耕還林、扶貧、蓋社區樓房等)。它能激發項目發包前的競爭,以及承包實體方的創新性和積極性。在政府內部,承包的官員們固然要對社會主義政黨國家的監控負責。外包的承包者也要受到驗收和再次申請項目等的監督。以后如果能夠更明確地將社區改良(包括村莊公共服務和社區物流服務等)設定為一個重點目標,應該可以起到一定的振興社區和社會道德的作用?傮w來說,項目制的優點也許確實超過它的弱點。它可以被視作一個結合行政發包和市場合同的機制——無疑也屬于第三領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在總體的政治經濟大框架層面上,這個快速擴展的第三領域,包括其對承包和合同的廣泛使用,可以被認作官方用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包含,但一般被忽視的一個重要內容和機制!吧鐣髁x”說明其仍然存續的高度集權的社會主義政黨國家中央及分塊的地方政府,仍然掌有主要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或控制權,但已經一直向快速擴展的競爭性市場經濟逐步出讓范圍越來越寬廣的權力,為的是要更好地推進經濟發展。正是兩者的成功搭配推動了快速的經濟發展以及伴之而來的越來越寬廣的國家與社會二元合一的第三領域,而不是許多人心目中的非此即彼的國家-社會二元的必然對立。那可能正是中國的政治經濟體系的獨特之處,結合了西方和中國,現代和傳統(包括古代和革命)——它是一個可能成為比較新型的“中華”政經體系的部分內容,既不同于中國過去也不同于現代西方。如果能夠明確規定國營公司利潤的一定比例須用于公益和民生,則更加如此(黃宗智2012)。

    未來的框架已經相當明了。改革時期所形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總框架,具體化為同時依賴一個強勢的政府和競爭性的市場,以及其中的關鍵性行政發包/承包邏輯和市場合同邏輯,已經被證實為一條有效的道路。如今所需要的是,解決仍然比較薄弱的國內市場和比較貧窮的農村等問題。要賦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真正的長遠可持續性,不是要放棄重要生產資料的國有或國家掌控,也不是要放棄其社會主義國家的行政內外包制度,更不是要采納完全像現代西方那樣的資本主義經濟、代表制民主和韋伯型科層制政府,而是要繼續推進社會和國家的更為均衡的搭配。這不僅是為了制約兩者間權力懸殊所可能導致的錯誤決策和判斷,也是為了進一步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國家+高度發達的社會間所形成的兩者共同參與的新型、半正式的第三領域。

    參考文獻

    黃宗智(待刊a)《實踐社會科學與中國研究》,第一卷,《中國的新型小農經濟:實踐與理論》。

    黃宗智(待刊b)《實踐社會科學與中國研究》,第二卷,《中國的新型正義體系:實踐與理論》。

    黃宗智(待刊c)《實踐社會科學與中國研究》,第三卷,《中國的新型非正規經濟:實踐與理論》。

    黃宗智(2019)《重新思考“第三領域”:中國古今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合一》,載《開放時代》,第3期:13-35頁。

    黃宗智(2018)《怎樣推進中國農產品縱向一體化物流的發展:美國、中國和“東亞模式”的比較》,載《開放時代》,第1期:151-165頁。

    黃宗智(2016a)《中國的隱性農業革命(1980-2010)——一個歷史和比較的視野》,載《開放時代》,第2期:11-35頁。

    黃宗智(2016b)《中國古今的民、形事正義體系——全球視野下的中華法系》,載《法學家》,第1期:1-27頁。

    黃宗智(2012)《國營公司與中國發展經驗:“國家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載《開放時代》, 第9: 8-33頁。

    黃宗智,2008,《集權的簡約治理——中國以準官員和糾紛解決為主的半正式基層行政》,載《開放時代》第2期,第10—29頁。

    黃宗智、龔為綱、高原(2014)《“項目制“的運作機制和效果是”合理化“嗎?》,載《開放時代》,第5期:143-159頁。渠敬東(2010)《項目制:一種新的國家治理體制》,載《中國社會科學》第5期:113-130頁。

    趙劉洋(待刊)《中國地方政府主導的企業改制中的勞動爭議:基于訴訟案件的研究》。引用經作者允許。

    趙曉力(2000)《通過合同的治理——80年代以來中國基層法院對農村承包合同的處理》,載《中國社會科學》,2期:120-132頁。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2002,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2-08/30/content_5299419.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 1999, 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06/content_4732.htm

    周黎安(2019)《如何認識中國——對話黃宗智先生》,載《開放時代》,第3期:37-64頁。

    周黎安2018)《官場+市場”與中國增長模式》,載《社會》2018,2期:1-45頁。

    周黎安(2016)《行政發包的組織邊界兼論官吏分途層級分流現象》,載

    社會》,第1期:34-64頁。

    周黎安(2014)《行政發包制》,載《社會》,第6期:1-38頁。

    黎安2007)中國錦標賽模式研究.載《經濟研究》,7期:36-50頁。

    Bernhardt, Kathryn (1996) “A Ming-Q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women’s history? The perspective from law.” Pp. 42–58 in Gail Hershatter, Emily Honig, Jonathan N. Lipman, and Randall Stross (eds.), Remapping China: Fissures in Historical Terrai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 Press.

    Ch’ü T’ung-tsu (Qu Tongzu瞿同祖)_( 1962)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nn Michael (1984)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 25: 185-213.

    Standing, Guy (2011)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Wang, Yeh-chien (1973a) 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 1750- 191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ang Yeh-chien (1973b) An Estimate of the Land Tax Collection in China, 1753 and 1908. Cambridge, Mas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Zelin, Madeleine Jonathan Ocko and Robert Gardella. 2004. Contract and Proper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Zhou Li-an (2019) “Understanding China: A Dialogue with Philip Huang,” Modern China, v. 45, no. 4: 39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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