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村落社會助行為的二重構造

    ——對助行為異化的一個解釋框架

     

     

     

    摘要:助行為是連結社會中人與人關系的日常性契機,原本發端于經濟層面的需求。經濟層面的需求為社會性意義的形成創造了契機,同時發揮著確認和加深共同體內部成員間關系的作用。助行為經濟性意義的缺損,將阻礙助行為的開展。然而助行為的經濟功能所附帶產生的社會性意義,又會反過來規定和支配助行為的發生。當助行為在經濟性意義上有所缺損,但社會性意義依然不減時,助行為的發生就開始受到社會性意義的支配。此時,助行為的異化就出現了。對助行為異化的應對之策,表現為兩個方向:對缺損的助行為的經濟性意義進行補償;消解助行為的社會性意義!叭饲楫惢笔侵袨楫惢囊环N表現,而“雇傭的市場交換行為”是村民的應對策略之一。

    關鍵詞助行為  經濟性意義  社會性意義  人情異化  市場化

        中圖分類號:F328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起初,由于個體狀態的人類難以獨自生存,生活的群居狀態就顯得尤為重要。為對抗自然威脅以求得生存,人類社會形成了相互支援、相互幫助的聚落。在微觀社會學的視角下,社會性行為是社會的基本要素。所謂社會性行為,即以他者的存在為必要前提、同時對他者產生作用的行為。以家庭為典型的各種社會單位,就是在社會性行為的作用下形成的。以社會集團和地域社會中相互扶助行為的表現形態及行為者的社會關聯為考察對象,研究者可以窺測該社會集團或地域社會的基本構造,以及行為者的認同單位。

    那么,中國的村落社會存在哪些可以被觀察到的助行為?關于20世紀前半期中國村落社會中存在的相互扶助行為,日本學者的調查研究[]僅著眼于看青、搭套、打更、換工等,并參照日本村落社會的助行為慣習,對中國的經驗現象進行判斷和歸類,這種類型劃分存在大量曖昧模糊的地帶,無法很好地形成中國農村助行為的譜系[]。然而正是基于這些材料,平野義太郎為了強調所謂大東亞共同體的亞洲一體性,論證了東亞村落共同體的普遍性[];福武直(1976)指出了中國農村社會的構成單位中家族集團的重要性,并特別強調從同族內的相互扶助行為中可以發現強社會關系。而在論述20世紀前半期的舊慣調查與集體化時代、后集體主義時代(分田到戶后)中國農村慣習的連續性與變遷方面,內山雅生的研究做了有益的嘗試內山雅生,2009。

    與日本學者相比,中國的村落經驗研究者對建國后、特別是分田到戶之后的經驗材料積累要更為豐富。然而,在村落社會助行為的研究方面,中國學界還少有在綜合各地個案調查的基礎之上進行研究的成果出現。陳鋒分析了地緣性村落社會中存在的人情網與通婚圈中面子交換的內部機制,以及使助行為得以維持的澇災懲戒機制,其事例是基于對皖中地區一個移民新村的個案調查(陳鋒,2011)。李義波嘗試總結了農民合作方式從幫工到雇工的微觀轉變機制,其分析也僅僅是基于華北平原S村的個案(李義波、弓路沙,2011)。

    并且,中國學界也缺乏在綜合各種村落社會助行為的經驗材料基礎之上系統展開的研究。其研究基本著眼于某一種特定的助行為現象。比如著重考察人情這一類助行為現象(例如:黃玉琴,2002;賀雪峰,2011;宋麗娜,2014),或者著重考察某一具體的助行為組織(徐暢,1999)。少數試圖打通各現象關聯的研究,在對現象的理論闡釋上顯得深度不夠、淺嘗輒止,對各經驗現象的梳理不夠細致(桑本謙,2006)。而以助行為的內在邏輯為基礎,重新將各種助行為現象進行系統解剖和分類的研究,筆者還不曾見到。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應得到進一步區分的換工、幫工、幫忙等語詞,在訪談對象口中往往是混雜使用的。研究者的任務,就是要進一步分析這些來自日常生活經驗的語詞背后的邏輯特質,進一步厘清助行為的內在差異。然而,筆者在中國學界的相關研究中卻幾乎沒有看到建立在語義清理工作之上的研究。

    更重要的是,中國學界還沒有研究從助行為的視角出發,闡釋包括人情異化在內的助行為異化的發生邏輯,以及村民的應對策略;更沒有研究對助行為中異化市場化現象的關系進行內在機制層面的分析。

    本文研究的助行為現象包括:資金援助、借錢、貢獻勞力、貢獻物品、幫干農活、幫打架,以及殺年豬、贍養老人、建房、婚禮、喪事、籌錢、送禮、換工、插幫、抬棺等。本文不但將突破日本學者調查研究的時代和對象局限,而且將聯通各現象的內在邏輯關聯,打破既有研究僅關注單一現象的局限。

    本文首先對助行為進行界定和分類,并分析助行為的構造。此后,筆者利用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于20082013年在遼寧省、河南省、安徽省、湖北省、浙江省、四川省、廣西壯族自治區等地的數十個村莊進行田野調查所記錄的訪談資料,從中篩選出中國村落社會生活中的各種助行為現象,并將這些現象進行分類,梳理各類現象的內在結構和邏輯關聯。最后,基于助行為的二重構造框架,筆者通過分析近20年來中國村落社會助行為“異化”的發生機制,以及村民的應對策略,重新思考中國村落社會助行為的變遷邏輯。

    二、助行為的分類與構造

    助行為是從與他者相聯結的連帶行為以及與他者一同存在的共生行為中產生的。換句話說,社會性行為這一共生體,能夠生發助行為。在個體與他者的助行為關系中,既存在需要雙向互動的雙務助行為,又存在可以單向行動的單務助行為。所謂,意為道義上的義務。道義上的義務,不一定是被近現代法律明確規定的義務,而是可能不成文的地方性知識。不履行道義上的義務,不一定會受到法律制裁,但一定會遭到地方社會的輿論譴責。雙務助行為需要滿足兩個條件:①某一次助行為中的受助者,在道義上有義務在將來的某一次助行為中,與施助者交換角色;助行為中的施助者,對在將來的某一次助行為中與受助者交換角色,即對對方對助的返還抱有期待。因此,雙務助行為帶有互酬性質,行為指向具有對稱性。而與此相對,在單務助行為中,某一次助行為中的受助者,在道義上沒有義務在將來的某一次助行為中,與施助者交換角色;助行為中的施助者,對對方對助的返還不抱有期待。也就是說,單務助行為帶有支援性質,行為指向具有非對稱性。

    助行為的發生載體,可以大致分為人、財、物、情感四種。所謂,是指勞動力、暴力等個人能力;,指金錢、貨幣;的范圍較廣,包括生產工具、香煙、食物等。而情感,在助行為中通常包括親情、友情、感謝之情等。

    從發生形態來看,助行為可以通過協力、共同協同三種組織方式達成。其一,施助方以個體獨自行動的方式,自發地或受到受助方的請求而施助的形態,本文將其定義為協力形態;其二,施助方為一件憑借個人能力難以達成的事情而發生集體性的同質行動的形態,本文將其定義為共同形態;其三,多個施助方為同一件事情而協力,擁有共同目標,存在內部分工,并為達成目標而相互協調,或共同分擔達成目標之所需的形態,本文將其定義為協同形態。

    1和圖2中的實線箭頭,表示具有道義上義務的助行為。虛線箭頭則表示基于私人情感可以個體性地進行選擇的反饋行為,通常具有表達感謝的含義。如圖1、圖2所示,不同于單務助行為,雙務助行為強調助行為載體和組織形態的對等互酬與平衡。情感這一助行為的發生載體,與人、財、物等可視性載體不同,它既可以成為助行為發生的前提,又可以成為助行為傳遞的對象。

                 1541527313(1)                                           

                1  單務助行為                                        2  雙務助行為

    由助行為結成的社會關系持續且穩定時,助行為網絡就形成了。助行為網絡是在地方民間社會,因村落生活經驗的世代累積而自然形成的行為連帶關系。助行為網絡不僅僅具有與人、財、物相關的經濟性功能,還承擔了確認和維持基于與他者的情感共鳴、以及作為同一地域社會的一員的歸屬意識所產生的相互信賴的社會性功能。助行為將作為的行為者連結在一起形成狀關系,而多條狀關系就會形成狀結構。最后,作為安全網就會構成助行為社會。助行為社會,是以與他者的連帶和共生為根基,通過相互支撐的助行為而存在的。

    從體系構造的視角,筆者將助行為網絡進一步分為微觀層次的助行為系統和宏觀層次的助行為社會系統(見表1)。助行為系統是以微觀層次的行為為焦點、以助行為網絡為單位的相互扶助的行為系統,以人、財、物為載體,表現的是助行為的經濟性意義。助行為網絡的建構,最初體現于助行為的經濟功能。而助行為社會系統則是以宏觀層次的助行為網絡為要素的社會系統,其重心在于助行為社會集團與地域助行為社會,其載體是情感和認同,表現的是助行為的社會性意義。助行為的社會性意義是指,施助者與受助者同處于一個助行為社會系統中,雙方擁有對共同體的認同,以及同處一個共同體的連帶意識,且助行為能夠起到讓行動者確認自身與共同體、自身與對方的關系的作用。助行為社會系統在產生之后,將通過社會規范和文化價值等方式規范個人的行為,即通過作為具體的行為樣式的制度約束個人的行為。助行為社會系統也將超越單純的個人行為的集合,通過一定的結構而規定個人的助行為方向(恩田守雄,201222~23)。同時,助行為網絡的建構、村落社會中個人身份地位的維持和提升,是助行為社會性意義的外在表現,皆以行為者對村莊共同體的情感和認同為前提。因此,助行為具有經濟性意義與社會性意義的二重構造,且兩者處于相互型構的辯證關系之中。

    1                        二重構造:助行為系統與助行為社會系統

     

    助行為系統

    助行為社會系統

    要素

    助行為

    助行為網絡

    載體

    人、財、物

    情感、認同

    單位

    助行為網絡

    助行為社會集團

    意義

    經濟性意義

    社會性意義

    前提

    ①施助者有余(事實,意識)

    ②受助者不足

    ③接近對等(雙務助行為)

    行為者與共同體關系的確認

    助行為的本意在于資源有余者彌補資源不足者的短缺,是一種基于共同體連帶的共生智慧。若助行為能夠長久地且不失其本意地進行下去,那么,維持助行為的二重構造,換句話說,維持助行為的經濟性意義和社會性意義,就極為重要。助行為經濟性意義的產生前提是,在施助者有余的同時,受助者不足。所謂施助者有余,不僅僅是施助者在物質資源上有余(即有物質能力給予助行為)的事實,還包括施助者在對物質資源的意識上做出有余的判斷(即不認為在物質資源上吃虧)。對于強調互酬的雙務助行為來說,此時助行為的行動者還必須使相互間的資源流動盡量接近等質等量。而助行為社會性意義的產生前提是,行為者皆處于社會共同體結構中,這種共同體可能是基于血緣、姻緣、地緣或業緣而產生的。行為者同時對這種共同體具有歸屬意識,并借由對共同體的不同體認而判斷與對方行為者的社會距離,進而投注不同的情感。

    下面筆者將借助經驗材料[],分析助行為在中國村落社會中的具體表現。附表整理了本研究中涉及到的村落社會的基本特征。以村民的我們感價值認同單位和集體行動單位[]為分類標準,可將這些村落社會分為三類:河南省、安徽省的村落社會,基本以五服以內的門份為價值認同與集體行動單位;湖北省中部、遼寧省、四川省、浙江省的村落社會,基本以核心家庭或松散的地緣關系為價值認同與集體行動單位;湖北省東部、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村落社會,基本以超越五服的房頭為價值認同與集體行動單位。

    三、中國村落社會助行為二重構造的具體表現

    由前文可知,常態助行為的完整結構,需同時具備經濟性意義和社會性意義的二重構造:其一,是在施助者有余、受助者不足的基礎上,相互補充對方之不足以達成資源平衡的經濟性意義;其二,是以村落社會的我們感和連帶感為前提,以社會系統內各成員的共生為目標的社會性意義。以下各類助行為,皆是中國村落社會助行為二重構造的具體表現。

    (一)單務助行為

    1.單務協力行為。單務協力行為主要表現為施助者在人力、物資和錢財等方面對受助者的單向支援。該支援行為并不以受助者曾經的施助行為為前提,也不以受助者對施助行為的回饋為必要條件。

    第一類單務協力行為,以人力為載體。比如,在遼寧省丹東市鳳城縣賽馬鎮路村,立秋收獲土豆之后,有馬、有犁的村民不僅要犁耕自己家的地,還要順帶犁耕緊鄰自家地的其他村民的地。

    第二類單務協力行為,以物資為載體,可稱為借物。比如,2008年調查時,湖北省大冶市保安鎮沼村,仍存在村民向因重建房屋而暫時無處安身的同房頭村民提供房屋居住的情況[]。房屋的支援,即可視為物資支援。

    第三類單務協力行為,即資金支援。具體而言,資金支援可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受助者遭遇危及生命安全的突發緊急情況,施助者對受助者在將來償還這筆資金沒有期待。在安徽省長豐縣莊墓鎮薛村,村民陳二妹在下雨天上房補漏雨處,下去時不慎從梯子上跌落,昏迷不醒。她丈夫的三個兄弟聞訊后,各自從家中拿錢并送她去醫院,且不指望她還錢。

    另一種情況,即所謂借錢:施助者并不期待受助者在將來能夠同樣借錢給自己,也不以施助者曾經受助于對方為前提。但借錢與前一種資金支援情況的不同在于,施助者往往對受助者在將來償還這筆資金懷有期待。因此,借錢行為的發生有兩個前提。其一,當施助者認為資金有余且無損失時,借錢行為才會發生。需注意資金有余來自于強烈的主觀判斷。在女性主管核心家庭財物的農村,如河南省扶溝縣農村和遼寧省丹東市鳳城縣農村,由于女性偏向于維護娘家和姐妹家的利益,她們往往在借錢給娘家時認為資金有余而在借錢給丈夫的兄弟時則資金不足,導致姻親成員比丈夫的兄弟更易成為資金支援的受助者。

    其二,只有當施助者認為對方對資金的返還值得期待時,借錢行為才會發生。這是因為借錢與一般的借物(如桌椅等)不同。借錢者會將錢用于消費或投資,這時錢與物相比消耗更明顯,不能被照原樣返還的可能性更大。正因為如此,償還能力才成為施助者需要權衡考慮的對象。

    借錢行為中施助者愿意支援的資金額度,反映出施助者與受助者在社會關系和心理認同上的距離。在姻親關系中,可能發生的借款額度最大;其他親戚的借款額度其次;再次是關系較好的鄰居及朋友。而憑借地緣和業緣等非血緣、非姻親關系尋求資金支援,會使受助者在情感上覺得欠下了人情債。由于無法精確計算,人情債償還的終止期與受助者的主觀感受密切相關。償還的不確定性,有可能長期成為受助者的精神負擔,使他們盡量回避欠人情債,也盡量不向普通鄰居和朋友大量借錢。

    2.單務共同行為。單務共同行為,主要表現為多個施助者以同樣的施助行為對受助者進行支援。該行為不以對助行為的回饋為前提或必要條件。

    在河南省扶溝縣曹村,每當收割小麥、搶摘棉花時,只要戶族中某家不忙,受助者就可以從這家抽調一個人來幫忙。在遼寧省丹東市鳳城縣賽馬鎮路村,村民吳麗音家里養羊,有時候需要給羊洗澡。她會找三四個鄰居來幫忙,不算工資,只招待飯菜。在福村,村民梁桂芳在農忙時,全組17戶農家的幾乎所有成員都來幫忙種田。中午梁桂芳家里“準備了3桌酒菜招待幫工,共花費150元”。由于所有施助者在收割小麥、搶摘棉花、給羊洗澡、播種、施肥、牽馬、踩壟等各項勞動中,皆從事相同的助行為,因此,這類幫忙屬于共同行為。吳麗音和梁桂芳的招待,皆出于感激之情,屬于道義上的非義務行為。施助者的行為也僅基于對村民小組的認同和助行為社會的歷史傳統,而非針對吳麗音或梁桂芳本人,也不特別期待她們家庭的回報。

    在水稻種植區,單務共同行為主要在需要大量人力投入的水稻插秧和收割時發生。在廣西壯族自治區賀州市富川縣坡村,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農忙季節,有余力的村民會成為單務共同行為的施助者。受助者不需付錢,只招待飯菜。在安徽省長豐縣莊墓鎮李村,近份的親戚也經常會主動詢問何時插秧。一旦開始插秧,包括血親和姻親在內的十幾人提供無償幫忙。湖北省京山縣嶺村,灣子這一地緣結構是村民進行農業生產、生活助行為合作的基本單位。農忙時,一些村民會請鄰居來幫忙扛谷子。當突然下雨,村民的谷子來不及收割時,其他鄰居會趕來幫忙。施助者的施助只因受助者是本小組的人,并不以求得受助者的回報為目的。

    在河南省扶溝縣曹村的村民看來,自己的兄弟被人欺負,自己肯定會和其他叔伯兄弟[]一起去幫忙。在湖北省大冶市鋒村,近10年來仍然存在打人命的現象。當地的媳婦自殺之后,娘家一般會組織人來鬧事,被稱為打人命。若打人命超過一定的容忍限度,全灣子村民就會聯合起來將娘家軍驅逐出村。在這類事件中,施助方內部無明確分工,而是以作為暴力資源的身體為載體一起上。這種共同行動僅僅基于對血緣共同體的連帶感和認同而產生。

    3.單務協同行為。協同行為與共同行為的不同之處在于,協同行為的多個施助者間臨時形成了一個存在內部分工的非正式組織。這一非正式組織可能是在某個人的指導下出現的,也可能是自發形成的。施助者對于受助者的對等回饋沒有絕對期待。

    單務協同行為是“個人自覺主動的,認為憑兩家的關系可以去幫忙”。在遼寧省丹東市鳳城縣賽馬鎮路村,到了年底要殺年豬的時候,村民會找七八個跟自己關系好的鄰居或親戚幫忙殺豬。殺豬過程需要多人分工合作。殺好后受助者會邀請親戚吃飯,此時施助者也要上桌。

    在婚禮和喪事的協同行為中,施助方通常會在某個村莊精英的安排下形成具有內部分工的臨時組織。在湖北省英山縣萬村,距受助者家近、有組織能力的村民會成為管事人。在河南省汝南縣宋村,同族中年齡較大、輩分較高且有威望的族內事務主持人,被稱為老掌盤子。在河南省扶溝縣楊村,管事是一門中輩分最高者,熟知婚慶和喪事的禮儀規矩和程序。在崔村,對于大姓而言,家族內輩分最高、享有崇高威望的人被稱為片長。在廣西壯族自治區賀州市富川縣坡村,本房內某一位講話有權威、負責任的屋里人[]會負責婚禮和喪事操辦中多個施助者協同行為的分工和調配。

    而在有些村莊,婚禮和喪事中的協同行為,并無在村莊精英的安排下組織化的特征。在湖北省京山縣嶺村,本灣子的村民會自發幫忙操辦喪事,受助者不用給錢,只給些香煙表示感謝。在湖北省大冶市科村,平時有矛盾、關系緊張的兩家人,在婚禮和喪事中也被置于助行為社會系統中?拼宓幕槎Y和喪事中,在協同行為上以灣子而非房頭為單位,每家每戶要派出一人幫忙。在沼村,則是三服之內的親房都有義務去幫主家干活。而在遼寧省丹東市鳳城縣賽馬鎮福村,婚禮和喪事的操辦多以一個自然村(堡子)為單位,有時也會擴及其他自然村。

    此外,多個施助者的籌錢行為也可視為以資金為載體的協同行為。之所以是協同行為,是因為每一位施助者都在籌錢的目標達成中分擔了一部分責任,盡了自己的一份力。在河南省汝南縣宋村,在本門具有很高威信的村支書,為因患腦瘤而陷入生活困境的本門某親戚籌集手術費,將本門兄弟召集到一起開會,僅2個小時即湊起4萬元無償捐款。在河南省扶溝縣崔村,各個片長會負責為遭遇火災、車禍、大病等重大變故的家庭,向各個的農戶籌錢。

    (二)雙務助行為

    雙務助行為與單務助行為的最大不同在于,施助者對自己成為將來對方助行為的受助者有著明確期待,同時受助者也明確預期自己將成為對方的施助者。雙務助行為必須在接近對等互酬的前提下才可能發生,并長久持續下去。

    1.協力行為的互酬。協力行為的互酬,表現為施助者以協力行為使受助者獲益,并明確期待將來在接近等質等量的程度上受助于對方。同時,使對方在接近等質等量的程度上獲益,也成為受助者在道義上的義務。

    協力行為的互酬,最為突出地表現在中國村落社會的送禮[]行為的互動中。

    送禮可視為以資金為載體的雙務協力行為,一般發生在村民舉辦的各種人生儀式上。送禮者即施助者,而收禮者則為受助者。從經濟意義上看,送禮具有為辦事人籌備資金的功能。湖北省大冶市農村的村民認為,別人若此時正遇到困難,那么你送的人情錢就能幫到別人,而將來你有困難了,別人也會幫助你;去趕禮把禮金給主家,可以解燃眉之急。據遼寧省丹東市鳳城縣賽馬鎮路村的村民說,自2003年興起的升學辦禮,開端于一戶因經濟條件不好而難以支付高額學費的村民。

    在衡量協力行為的互酬時,村民并不在意送禮項目的對等[],卻更看重送禮金額的對等。受助者在收禮后,需要自主招待飯菜和酒席,對施助者表達感謝。施助者在施助以金錢的同時,也期待在將來受助于對方。因此,施助者在施助前需要斟酌對方能否在數年之內具備施助條件。根據金額對等地受助于對方的可期待程度,施助者會調整施助行為中的協力額度。

    送禮在經濟性意義之外,還具有社會性意義。施助者對受助者的協力額度,反映出雙方在助行為社會系統中的距離和情感認同層次。而受助者用以答謝施助者的飯菜,也具有表達受助者家庭地位、經濟水平和面子的象征功能?傮w來看,基于同族關系、姻親關系的親屬關系認同要強于無親屬關系的地緣關系認同。關系較遠的親屬關系認同,有可能與無親屬關系的地緣關系認同齊平。對于個人來說,親屬關系是結構性地優先于個人而存在的,因此,親屬成員的協力額度序列相對穩定,具有一定的規則性。不同于親屬關系,建立在業緣等基礎之上的朋友關系則包含了更多個體化的情感記憶和受助期待。由于朋友關系和朋友認同的表達,不在親屬關系和地緣關系的序列結構之內,朋友的協力額度就可能多于親屬成員。

    2.共同行為的互酬。共同行為的互酬,即施助者通過共同行為使受助者獲益,且施助者也明確期待通過接近等質等量的共同行為而受助,表現為交換勞動力的換工,即是以人力為載體的雙務共同行為的典型表現。

    在遼寧省丹東市鳳城縣福村,調查者能觀察到鄰里婦女之間種菜時的助行為,即先幫我家把活干完,再幫你家把活干完的合作生產形態。在湖北省英山縣雷家店鎮的農村,換工被稱為換工夫。村民將換工夫描述為你幫我一天,我幫你一天。在對互酬的衡量方面,換工夫不僅要求勞動力在性別上相同,且工夫數量也需明確計算清楚。若工夫數量不對等,在一個互酬回合結束時,受惠多的一方則需用金錢彌補以平衡。

    插幫則是同時交換勞動力與生產工具的雙務共同行為。

    在遼寧省丹東市鳳城縣賽馬鎮路村,雖有20多戶養馬,但受種種條件限制,一般農戶只有能力養活一匹馬。而犁田時,只有兩匹馬套兩副犁才能保證耕作順利進行。此時插幫的合作生產模式就產生了:先將農家A的一匹馬、一副犁和一個勞動力換到已經有一匹馬、一副犁和一個勞動力的農家B,實現犁地這一共同行為;再將農家B的一匹馬、一副犁和一個勞動力換到農家A,為農家A實施犁地作業。有一些農戶,由于無法實現接近等質等量的互酬而終止了插幫作業。

    不過,原則上需要接近等質等量的互酬也有例外。首先,互酬不一定等量。若雙方更看重人能合得來而對互酬不計較,插幫關系也能得到維持。其次,互酬也不一定等質。表現為協力行為或協同行為的贈與者的施助,可能是明確基于對自己或親人死后能夠受助于他人共同行為(例如抬棺)的期待。

    四、二重構造的缺損

    前文提到,助行為若要合乎其本來意義,其前提有兩個層面:在經濟性意義上,需要同時滿足施助者有余、受助者不足這兩個條件,對于雙務助行為還需滿足接近等質等量的互酬這一條件;在社會性意義上,施助者與受助者需同處一個助行為社會系統中,雙方需有對共同體的認同以及同處一個共同體的連帶意識,并明確自身與共同體、自身與對方的關系。這兩個層面的條件,就構成了中國村落社會助行為的二重構造。

    當二重構造中的某一個條件不滿足時,就可認為構成助行為的二重構造不再完整,助行為中出現了二重構造的缺損。具體而言,有如下可能情況:

    1.“施助者有余”的缺損。施助者有余的缺損,有可能是在金錢或時間方面的事實上的不足,也可能是施助者做出施助行為的情感能量不足。

    (1)當施助者正在忙于自己的個人事務,或者身處外地(如在外地打工)時,他們在時間方面存在事實上的不足。

    (2)當施助者為了施助,還要考慮向他人借錢時,他們在金錢方面存在事實上的不足。

    (3)當施助者與受助者因平時有矛盾而關系緊張時,施助者發出施助行為的情感能量是不足的。

    (4)當施助者考慮到施助行為在經濟方面的機會成本(如通過打工獲取更多收入),即施助行為有可能導致自己的潛在利益受損時,施助者做出施助行為的情感能量也是不足的。

    以上四點中任何一點的出現,都可能阻礙助行為發生。比如在河南省扶溝縣崔村,家族籌錢救濟的單務共同行為,到2000年之后就不再有了。村民的解釋是很多家庭都出去打工了,錢收不齊,也就不再收了。這是符合上述(1)點的結果。在湖北省大冶市鋒村,建房方面的單務協同行為在2000年以后逐漸消失,原因便是“村里沒有閑人,大多數都在礦上工作。另外一些人外出務工,每個人每天都有工資,不好讓他耽誤了”。這是符合上述(1)、(4)點的結果。

    2.“受助者不足”的缺損。第一種情況,即受助者在客觀上不再不足,不再需要受助。換句話說,“受助者不足”的缺損,即表明受助者本身的消失傾向。

    首先,人生儀式的程序簡化,以及現代交通工具的普及,都使受助者對受助的依賴程度大大降低。比如在河南省扶溝縣楊村,火葬的推行使喪事程序得以簡化,大大減少了對操辦人員的需求。在湖北省大冶市鋒村,由于汽車等現代交通工具的普及,“八仙”[11]的作用大幅縮減,現在只局限于把尸體抬去火化場和把骨灰抬上祖墳山這兩個環節。在遼寧省丹東市鳳城縣福村,由于出現了包辦婚慶和喪葬儀式的公司,需要鄰里幫忙操辦的事情越來越少。此外,多地農村出現人生儀式的酒席講究規模、檔次的情況。酒席原是為受助者向施助者答謝之用。而受助者將施助者的所施之物(資金)用作消費性的面子競爭,這種行為本身就反映了“受助者不足”的缺損,對助行為的經濟性意義構成否定。

    其次,機械化農具的普及,改變了村民在勞動力不足時的受助需求。比如在河南省扶溝縣曹村,“小四輪”這一機械化農具的出現代替了耕牛。1979年開始出現的小四輪,到了20世紀90年代,已經基本普及到每戶農家。小四輪的普及,消解了村民間以耕牛為載體的助行為體系。

    第二種情況,即因受助者間的相互比較,或因受助者將自己與施助者比較,受助者在主觀上傾向于制造或夸大“不足”。這種在受助者“不足”狀態的基點上被額外制造或夸大的“不足”,意味著對施助者的榨取。相比于常態助行為,被額外制造或夸大的“不足”并無道義上的正當性。因此,基于被額外制造或夸大的“不足”而產生的助行為結構,在“受助者不足”方面是缺損的。比如廣東省湛江市遂溪縣官湖村村民陳盛[12]在外創業成功后,看到村民房子比較破敗,提出為村里常住人口修建別墅。這本來符合“施助者有余、受助者不足”的常態助行為社會系統的原則。然而別墅開始修建后,就有部分村民提出按原有登記戶數不能滿足需求,希望結婚成家的兒子們也能分配到別墅。有一些在外生活的原村民,也找村委會表示要回村分房。更有近一半村民提出,若要拆除他們的舊房子,除了給他們分配別墅外,還需要支付賠償。這就出現了受助者極力制造和擴大“不足”的現象。在對“不足”的制造和夸大中,受助者不但不對施助者表達感激,反而對施助者充滿埋怨,最后甚至生出仇恨。就“受助者不足”這一點而言,村民的表現已然構成該條件的缺損。

    3.“接近等質等量的互酬”的缺損。即因村民雙方以接近等質等量的助行為,相互輪換成為對方的施助者或受助者的情況不再可能,而產生的缺損。

    此類缺損狀況,通常是由常年在外務工,或者移居縣城或其他城市所導致的。若村民甲意識到在村民乙需要受助時,自己無法成為施助者,即無法達成雙務互惠,則村民甲在需要受助時,就會不好意思請求村民乙的施助。另外,這類狀況也會出現在因頻繁參加他人的人生儀式而大量送禮,自己卻連續很多年不舉辦人生儀式的村民身上。

    4.“共同體認同”的缺損。即由于個體對作為共同體之一員的所屬意識弱化乃至消失,或由于共同體成員之間的相互連帶感弱化乃至消失,而導致的缺損。

    五、助行為的異化

    若“施助者有余”“受助者不足”“接近等質等量的互酬”等經濟性意義出現缺損,而基于共同體認同的社會性意義仍然以一種結構性的應然狀態(即所謂規則、原則、傳統)保持相當效力,那么,助行為的經濟性意義與社會性意義之間就存在張力。助行為的經濟性意義出現缺損,但仍受到其社會性意義的規制,其社會性意義就會反過來支配助行為的發生。筆者將這種狀態定義為助行為中的“異化”現象。所謂“人的異化”,借用馬克思的定義,即人的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及其產品變成異己力量,反過來統治人的一種社會現象。在助行為社會的語境下借用“異化”的視角,筆者發現在村落社會的助行為中也存在多種異化。當然,面對“異化”,當事人也未必一定表現出掙扎與抗拒,也可能甘愿接受。

    具體而言,助行為中的“異化”現象可歸納為以下三類狀態:

    (一)“施助者有余”缺損,而助行為的發生受到其社會性意義的支配。

    第一種情況是,施助者在外地,或者忙于個人事務,時間或精力不足,但為了不違反村落社會助行為系統的結構性規則,仍然特意趕回村莊施助。這種情況較多發生在宗族型村落社會。

    在河南省汝南縣付村,有許多村民外出到湖北、安徽等地,將西瓜運回本地販賣。村民小組長說:“碰到有白事,村民小組里所有人停下手中的活,瓜拉回來了也要放下!痹诤笔〈笠笔锌拼,即使有村民在距村莊較遠的縣城居住,由于還有親戚在村里居住,他們也要作為“莊外的莊里人”參加村里的婚禮、喪事、續譜、祭祖、迎太公等活動,并有義務為唱戲出錢。在廣西壯族自治區賀州市富川縣坡村,幫忙操辦喪事是同一個房的成員無法推卸的義務。即使逝者與某村民的輩分關系已經超出了“五服”的范圍,該村民若接到電話通知,也必須立刻趕回村莊幫忙。

    第二種情況是,施助者與受助者處于矛盾沖突中,但為了不違反村落社會助行為系統的結構性規則,仍然做出施助行為。較多發生在宗族型村落社會。

    在湖北省大冶市科村,因平時有矛盾而關系緊張的兩家人,在喪事中也被置于助行為社會系統中,“灣子里的村民有紅白事自己去幫忙是理所應當的事情,即使兩家吵過架,斗過嘴,也不得不來,不然就會受到村落社會輿論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助行為的社會性意義(對灣子的認同)代替經濟性意義,成為助行為的主導要素。

    第三種情況是,施助者沒有富余的金錢或人力,但基于家族和村莊的倫理和道義,或為了維系與受助者的社會關系,或為了不違反村落社會助行為系統的結構性規則,仍然以金錢或人力為載體施助。

    比如在安徽省長豐縣莊墓鎮薛村,童養媳孟梅清家庭經濟困難,只生育了一個女兒,她不僅照顧兒子都已早逝的公公和抱養的孫女,還照顧兒子都是光棍、身體殘疾的二爺。這是人力不足,但仍以人力為載體施助的例子。由于家族和村莊的倫理和道義等社會性意義已經內在地主導了她的行為,村民認為她的行為是一種“美德”,她本人對此也心甘情愿。而在農村社會所能見到的,更多屬于金錢不足、但仍以金錢為載體施助的例子。這類事例多體現在以人生儀式為契機的“送禮”行為中。

    在表2中,送禮在年收入中所占比例超過20%的農村,都出現了村民向調查者反映送禮負擔過重、但又不得不送的問題。比如,浙江省奉化農村的村民反映“有很多農民已經送不起禮,但送不起也得送,借錢也得送”;湖北省京山縣顧村的村民說“人情逼如債,頭頂鍋蓋賣”[13],內心雖不愿意送禮,但“要是不趕人情,人就會被孤立”。遼寧省丹東市鳳城縣賽馬鎮路村的村民也經常說“借錢也得趕禮,不趕禮就要冒犯村莊的規矩”。與此形成對比,在不需要太多社會關系建構或維系的宗族型村莊,如湖北省東部的大冶市農村,基于先天血緣關系的親情發揮了保護作用,送禮原則常為量力而行,因此送禮行為沒有發生異化。

    2                                  村民的送禮負擔

    村落地域

    年收入水平與送禮占比

    浙江省奉化市農村

    大部分農戶年收入約40000元,送禮占25%

    湖北省京山縣顧村

    中等水平農戶年收入約10000元,送禮占30%

    湖北省大冶市農村

    大部分農戶年收入為20000~30000元,送禮占10%

    安徽省長豐縣農村

    大部分農戶年收入為9000~10000元,送禮占28%

    遼寧省丹東市鳳城縣賽馬鎮路村

    大部分農戶年收入為20000~30000元,送禮占30%~50%

    第四種情況是,施助者的施助行為在經濟方面有著極大的“機會成本”,但為了不違反村落社會助行為系統的結構性規則,仍然做出施助行為。

    打工經濟興起后,取得務工收入就成了村內助行為的機會成本。而家族共同體或村落共同體在結構性的道義和倫理上,往往要求家族成員或村民之間以非市場雇傭行為的方式發生助行為。在河南省扶溝縣曹村,村落社會對兄弟關系有較高的期待,讓兄弟之間必須無條件地互相幫忙。然而,打工經濟的興起為這種“幫忙”帶來了犧牲務工收入的機會成本!靶值堋钡慕Y構性關系與機會成本之間產生張力。當為了“兄弟”關系而不得不選擇犧牲務工收入去幫忙時,助行為的異化就發生了。

    (二)“受助者不足”缺損,而助行為的發生受到社會性意義的支配。

    第一種情況是,在人力上受助者已經不存在不足,但村莊社會的人際關系支配助行為仍然持續下去。比如在遼寧省丹東市鳳城縣賽馬鎮福村,即使農忙時來幫忙的勞動力超過了需求,但由于“去的人覺得不能不去;而受助者認為,別人來自己家幫忙就不能把別人攆走了,讓一個人走都是掉面子的事情”,于是,這種施助者過剩的狀態仍舊持續下去,而助行為本身已經喪失其原本的經濟性意義。

    第二種情況是,在資金上受助者已經不存在不足,但為了村莊社會中的“面子”而讓助行為持續下去。這種情況多發生在舉辦人生儀式時接受送禮的農戶身上。送禮行為原本具有助行為的經濟性意義,請送禮者吃飯,是受助者為了表達對施助者的感謝。然而,當受助者的酒席招待脫離助行為的經濟性意義而成為純粹的“面子”展示,則講究消費檔次和排場的酒席招待本身就否定了“受助者不足”,使助行為發生了異化。比如在浙江省奉化市農村,村民都認為酒席中存在極大的浪費:菜是不可能吃得完的,接近一半的好菜都被剩下倒掉了。村民說若酒席不上檔次就會被人笑話,雖然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但“誰也擺脫不了”。在遼寧省鳳城縣賽馬鎮福村,村民叢配霞兒子在1997年結婚時共收受禮金6萬多元,而酒席擺了107桌,就花費了4萬多元。村民劉興寶2004年嫁女兒時共收受禮金4萬元,酒席花費了1萬多元。將施助者的資金作為“面子”消費,表明受助者的酒席招待行為已經脫離了助行為的經濟性意義,而成為一種確認社會關系中自身地位的策略。另外,在浙江省奉化農村,辦酒席的一方甚至可能提前將該送的禮金送給施助者,或等收了禮之后再暗中返還。這種令人不可思議的行為方式就是為了“盡量做到面子上好看,而對方經濟上又吃得消”,這反映了行為本身對助行為經濟性意義的背叛。

    第三種情況是,多個受助者基于相互比較,或基于與施助者比較,在主觀上制造或夸大“不足”,并用村莊共同體的“均”原則和道義責任觀念對施助者施壓。比如,廣東省湛江市遂溪縣官湖村村民陳盛創業成功后,在村里開豬場、承包荔枝林,給村民分配別墅。但分得一套別墅的村民還想要兩套,分了房子的還想要占地賠償。若陳盛沒有滿足村民的要求,就要被村民罵,建造的別墅也會被村民破壞。浙江省東陽市農村出身的富裕商人郭昌說,希望留在農村的父母保持低調和平靜,不要夸示自己兒子有錢。這是因為,村民都認為從村里出去的成功人士應具有為村莊共同體“施助”的道義責任。而一旦施助行為發生,就有可能被欲望無止境的村民糾纏而無法脫身。再如江蘇省宿遷市出身農村的企業家劉強,2015年春節給家鄉650余名60歲以上老人分發了每人1萬元的紅包,于是就有村民問“今年發了,明年還發不發”;谑苤叩挠拓澙,在村莊共同體的道義壓力下,助行為已經脫離原本的經濟性意義,并趨向于異化。

    (三)“接近等質等量的互酬”缺損,助行為的發生受到其社會性意義的支配。

    最常見的情況就是送禮者頻繁參加其他村民的人生儀式,而自己卻連續很多年不舉行人生儀式。若純粹基于經濟性意義的考量,很多年不舉行人生儀式的村民,由于不需要受助,因此也沒有必要頻繁施助;但為了通過“走動”而確認自己與村落社會的連帶關系,這樣的村民還是需要繼續送禮。

    六、村民對“助行為異化”的應對策略

    調查發現,無法心甘情愿地接受上述種種助行為的異化狀態的村民,在日常生活中逐漸形成了一些應對方案。當然,并非每一種異化狀態都有應對方案。對于尚未形成應對之策的異化狀態,當事人只能繼續忍受異化帶來的苦惱。下面闡述村民針對助行為的異化狀態的應對之策。

    (一)主觀情感上的補償

    “施助者有余”和“受助者不足”并不只是客觀的人、財、物上的“有余”和“不足”,還包括施助者和受助者在主觀情感上所意識到的“有余”和“不足”。在出現“施助者有余”或“受助者不足”的缺損時,通過從主觀情感上轉變意識,村民也能彌補這種缺損,改變社會性意義捆綁經濟性意義的異化狀況。

    比如,湖北省大冶市科村的村民面對喪事中作為結構性存在的助行為社會系統,因與受助者關系緊張而“有余”缺損的施助者[14]會將意識轉化為“他本身就是不講道理的人,不要跟他一般見識”、“我請你來,就說明我理虧,我請你你不來,那你就是不講道理”,從而修復缺損。對存在施助者過剩問題的受助者,遼寧省丹東市鳳城縣賽馬鎮福村的村民會將意識轉化為“一起干活更加熱鬧”,從而修復缺損。

    (二)客觀物質上的補償

    客觀物質上的補償,主要用來應對打工經濟興起以來,外出務工的機會成本與共同體內的村落社會助行為系統的結構性規則之間存在的張力,即用相當于外出務工收入的物質來補償“施助者有余”的缺損。由于施助者獲得補償的行為是從單務助行為演變而來的,補償的獲得者一般限于村內人。

    比如在遼寧省鳳城縣賽馬鎮福村,2000年打工經濟興起之后,婚禮和喪事中的“待客人”[15]就開始從受助者那里領取相當于“誤工補貼”的報酬。當然,為了表達受助者的謝意,給煙的行為仍然保留了下來。與福村類似,在路村,村民一般會請6個本村人割羊絨,支付一天35元的報酬,并招待飯菜。在湖北省英山縣雷家店鎮伍村,打工經濟興起之后,村民請小組內村民協助種田(“請工夫”)需支付一天20~25元的報酬,同時招待飯菜。飯菜的成本和報酬加起來,大約相當于鎮上同種行業勞動力的價格,即一天30~40元。在雷家店鎮萬村,若請村內做建筑工程的小工,一天需支付40~50元,還要負責一日三餐,另加一包5元左右的香煙。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富川縣坡村,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打工經濟興起之后,請村內人幫忙摘西瓜,一天60~70元;裝菜,一天80元;插秧,一天100元;外加招待飯菜。

    (三)互酬機會的創造

    互酬機會的創造,主要用來應對“接近等質等量的互酬”的缺損與助行為的社會性意義之間存在的張力。這種應對策略主要體現在人生儀式的送禮現象中。其具體表現如下:

    首先是“沒事找事”。比如在遼寧省鳳城縣賽馬鎮,當地有“三年不辦窮光蛋”的說法。由于普通農戶一年的隨禮支出大多在7000~10000元,而舉辦人生儀式一次一般能收到禮金30000元左右,因此收到的禮金可以用作3年的送禮支出。為了避免若干年只是單純送禮參加他人的人生儀式,導致原本應該形成互酬的助行為“入不敷出”,有的村民連為房子換瓦也要辦場儀式,以創造互酬的機會。

    其次是“騙禮”。同樣以遼寧省鳳城縣賽馬鎮的事例為例。路村的一對50多歲的夫婦,以在丹東市買了新房為名舉行了儀式,但一年后他們依然住在村里,并未搬新居。村民議論說:“他們家就住在村里,孩子都在農村,哪能夠去丹東市買樓?”

    不論是“沒事找事”還是“騙禮”,都在于增加原本不需要或不可能出現的儀式名目,以創造互酬機會。

    (四)對“共同體”結構性規定的脫離

    助行為若缺少了行為者對共同體的認同,或者行為者對自身與共同體關系的確認,就不可能發生。而助行為的種種異化,皆是由于村落共同體對于已然缺失經濟性意義的助行為,仍舊從意義層面上表現出結構性規定。因此,脫離“共同體認同”,從而停止助行為,就成為從根本上應對助行為異化的策略之一。

    脫離共同體的結構性規定有三種方式。第一,強行結束助行為回合,同時避免開始新的助行為回合。這可能導致雙方關系的破裂,從個體層面瓦解共同體內部的團結和認同感。這與“創造互酬機會”的應對策略一樣,也是用來解決“接近等質等量的互酬”的缺損與助行為的社會性意義之間的張力問題。不同的是,“強行結束助行為回合”通常是在互酬機會已經存在的前提下,由于對方不積極回應而不得不采用的行動策略。

    強行結束助行為回合突出表現為“要禮現象”。在遼寧省鳳城縣賽馬鎮,2008年,王少河家舉行人生儀式,村民許千琦去送禮了。而許千琦家舉行婚禮,王少河沒有去送禮。于是許千琦就去找王少河要禮,并導致口角,兩家后來再也不來往。2012年,村民王昌梅的外孫考上了大學,王昌梅在鎮上舉行了考學慶祝儀式。王昌梅妹夫的兄弟沒有去送禮。王昌梅認為妹夫的兄弟欠她禮,因為在妹夫家為老人辦喪事、辦去世三周年儀式,以及妹夫的兄弟為其女兒辦婚禮時,王昌梅都去送了禮。王昌梅去要禮之后,與妹夫兄弟家也斷絕了來往。同樣在2012年,村民陳永健一家從村里搬到鎮上居住,在王開舉等村民舉行人生儀式時,陳永健卻沒有回村還欠這些村民的禮。有一次在鎮的集市上兩人相遇,王開舉就找陳永健要禮:“你家辦事情我給禮了,搬走就沒事了嗎?你還我禮!睆娦羞禮成為兩家關系的終點。

    在強行結束助行為回合的同時,避免開始新的助行為回合,即表現為減少“走動”。比如在浙江省奉化農村,一些農戶為了少送禮,就在自家舉行人生儀式時少請客人,少辦酒席。這就意味著農戶對村莊社會關系的疏遠和逐漸脫離。

    當然,在血緣、姻緣、地緣三種結構性關系中,姻緣和地緣的關系隨著打工經濟和村莊人口流動性的增大而趨于不穩定(可脫離性),而血緣則表現出超穩定性(不可脫離性)。比如,結束助行為回合這種方式,就不適用于具有血緣關系的直系親屬之間。村民表示,要禮的現象不會出現在直系親屬之間!吧僬埧腿恕币脖憩F為減少與地緣關系成員及旁系親屬的往來,而不適用于核心直系親屬之間。

    第二,脫離村落空間。表現為常年在外務工,移居村外,并在過年和村民舉行人生儀式時也不回村參與施助。脫離村落空間,脫離村莊社會關系,可以有效回避共同體倫理和道義對個人助行為的控制和支配。這通常是在村外定居的農村出身者,在面對多個受助者主觀上制造或夸大“不足”,并傾向于用村莊共同體的“均”原則和道義責任強迫施助者施助時,不得不做出的一種選擇。比如前面提到的廣東省湛江市遂溪縣官湖村出身的陳盛,以及浙江省東陽市農村出身的富裕商人郭昌,都因為回饋家鄉而陷入村落社會輿論壓力下的施助泥潭,不得不選擇不再回鄉過年。

    第三,導入雇傭這一市場交換行為[16]。與雇傭村外人員的市場交換行為相比,物質補償對象通常是村內的施助者。這種物質補償,不但包括支付與雇傭村外人員的市場價格相差無幾的現金,還包括通過招待飯菜、送煙送酒等方式表達謝意,以顧及助行為的社會性意義。鑒于此,不少村民開始認為,直接導入雇傭這一市場交換行為更加方便。比如在湖北省大冶市保安鎮鋒村,2000年以后,村民間的建房幫忙逐漸讓位于承包工程的專業建筑隊。村民說:“不管是兄弟和堂兄弟,還是其他人,都要外出務工,每個人每天都有工資。請他們來,耽誤他們務工還要補償,還不如承包出去算了!北0叉傉哟宓拇迕褚舱J為,建房承包給包工隊“利索些,不用忙飯”。在遼寧省鳳城縣福村,自從建房有了“全包”工程隊,多數人都愿意找工程隊干活,因為這樣“省事”。安徽省長豐縣莊墓鎮李村的村民在農忙時會更多地請外村人當雇工,并按照市場價格支付工錢。村民認為,請內圈人幫忙“會耽誤人家掙錢”,而且“光是煙、酒和買菜的錢就足夠雇工的費用了”。

    綜上可知,主觀情感的補償、物質補償以及對互酬機會的創造,都是通過補償助行為經濟性意義缺損的方式,恢復健全的助行為的二重構造,以達到消除異化的目的。在這些情況下,村落社會中的助行為仍然能夠得以維持。而“脫離共同體的結構性規定”這一應對方式,則是在助行為二重構造中的經濟性意義已然缺損的前提下,進一步解構助行為的社會性意義。其結果則是,助行為連同其異化一齊消失。

    七、結論

    助行為是連結社會中人與人關系的日常性契機。本文首先論述了助行為的二重構造,即助行為系統和助行為社會系統,分別突出了助行為的經濟性意義和社會性意義。然后,本文依據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于2008~2013年在遼寧省、河南省、安徽省、湖北省、浙江省、四川省、廣西壯族自治區等地數十個村莊進行田野調查所記錄的經驗材料,將村落社會中存在的助行為,按照施助者的行為方式,分為“單務助行為”和“雙務助行為”。具體的劃分方式如圖3所示。

     

    以人力為載體

    單務協力行為    以物資為載體    資金援助

    以資金為載體

                  單務助行為                                    借錢

                                  農事人力支援

                                單務共同行為

                                                暴力支援

     助行為                                   殺年豬,贍養老人

                                單務協同行為    建房,婚禮

                                                喪事,籌錢

                                協力行為的互酬――送禮

                              雙務助行為                      換工,插幫

                                            共同行為的互酬    

                                                             抬棺――送禮、幫工

    3  中國村落社會助行為的分類

    本研究認為,健全的、常態的助行為的發生,必須滿足“施助者有余”、“受助者不足”、“行為者處于某種共同體的社會結構中,同時對共同體具有歸屬意識”這三個前提條件。雙務助行為的發生,在滿足前述三個前提條件之外,還必須滿足“接近等質等量的互酬”這一條件。

    “施助者有余”、“受助者不足”、“接近等質等量的互酬”體現的是助行為的經濟性意義;“行為者處于某種共同體的社會結構中,同時對該共同體具有歸屬意識”則體現的是助行為的社會性意義。助行為原本是發端于經濟層面的需求,經濟層面的需求為社會性意義的形成創造了契機,同時發揮著確認和加深共同體內部成員間關系的作用。助行為經濟性意義的缺損,將阻礙助行為的開展。然而,助行為的經濟功能所附帶產生的社會性意義,又會反過來規定和支配助行為的發生。當助行為在經濟性意義上有所缺損而社會性意義依然不減時,助行為的發生就開始受到社會性意義的支配。此時,助行為的異化就出現了(見表3)。

    3                                       助行為的正常態與異化

    助行為的正常態

     

    經濟性意義

    社會性意義

    助行為經濟性意義的缺損

     

    施助者有余

     

    行為者與共同體關系的確認

    對村落社會的結構性規則的遵從

     

    事實性不足

    施助者時間不足

    施助者金錢不足

    情感能量不足

    施助者與受助者關系緊張

    施助者考慮“機會成本”

     

    助行為的異化

    續表3                                      助行為的正常態與異化

    助行為的正常態

     

     

     

    受助者不足

     

     

    行為者與共同體關系的確認

    對村落社會的結構性規則的遵從

    人生儀式簡化,現代交通工具普及

    機械化農具普及

    酒席講究規模、檔次

    受助者制造、夸大“不足”

    接近等質等量的互酬

    在無收禮的情況下,頻繁送禮

     

    助行為的異化

    在應對助行為異化的民間策略中,創造的互酬機會(如增加辦理儀式的名目)若得不到回應,就會轉化為強行結束助行為回合的行為(如“要禮”)。對施助者進行物質補償的做法,也有可能由于受助者對“方便”“省事”的追求而轉化為雇傭的市場交換行為。

    總體來看,對助行為異化的應對之策,如表4所示,表現為兩個方向:其一,對缺損的助行為的經濟性意義進行補償,包括主觀情感的補償、物質補償以及對互酬機會的創造;其二,消解助行為的社會性意義,通過對共同體結構性規定的脫離,直接消除規定和支配助行為的因素本身。前者尚能維系助行為的發生,而后者則不但消除了異化,也消解了助行為本身。以上邏輯都表明,“二重構造”中助行為的“經濟性意義”與“社會性意義”并非隔絕與斷裂,而是處于相互型構的關系之中。

    4                              對助行為異化的應對策略

    助行為經濟性意義的缺損

    對助行為異化的應對策略

    施助者時間不足

    對共同體結構性規定的脫離(脫離村落空間)

    受助者制造、夸大“不足”

    對共同體結構性規定的脫離(脫離村落空間)

    無“收禮”卻頻繁“送禮”

    互酬機會的創造

    對共同體結構性規定的脫離(強行結束助行為回合)

    施助者金錢不足

    對共同體結構性規定的脫離(避免開始新的助行為回合)

    施助者考慮“機會成本”

    物質補償

    對“共同體”結構性規定的脫離(導入雇傭的市場交換行為)

    施助者過剩

    主觀情感的補償

    施助者與受助者關系緊張

    主觀情感的補償

    本文以助行為的二重構造為框架,揭示了助行為出現“異化”的內在機制,并且展示了村民應對“異化”的種種策略。本研究發現,在助行為系統的經濟性意義與助行為社會系統的社會性意義的二重構造中,“人情異化”僅僅是諸多助行為異化的一種表現,而近十幾年出現的“雇傭行為”在農村社會的盛行,僅僅是應對助行為的各種異化的策略之一。以助行為社會論的視角來重新審視中國村落社會的變遷,研究者將會發現更多經驗現象之間的關聯,并找到理解和解釋變遷的新突破口。

     

    參考文獻

    1.陳鋒,2011:《交換與強制:地緣性村落合作的維持及其趨勢——基于皖中地區一個移民村落的實地考察》,《中共杭州市委黨校學報》第1期。

    2.賀雪峰,2011:《論熟人社會的人情》,《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

    3.賀雪峰,2006:《行動單位與農民行動邏輯的特征》,《中州學刊》第5期。

    4.黃玉琴,2002:《禮物、生命禮儀和人情圈——以徐家村為例》,《社會學研究》第4期。

    5.李義波、弓路沙,2011:《農民合作行為變化與社會變遷的微觀機制——以華北平原S村為例》,《中國農村觀察》第1期。

    6.桑本謙,2006:《民間的社會保障——對山東農村互助合作規范的經濟分析》,《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

    7.宋麗娜,2014:《熟人社會是如何可能的:鄉土社會的人情與人情秩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8.唐映紅,2018:《回報鄉里,光有善心是不夠的》,《南方都市報》3-28,A2版。

    9.徐暢,1999:《近代中國農村的喪葬組織》,《民俗研究》第2期。

    10.恩田守雄,2012『社會論ユイ、モヤイ、テツダイの民俗社會學,東京:世界思想社。

    11.恩田守雄,2013「中國農村社會の慣行」,『社會學部論叢』第24巻第1號。

    12.內山雅生,2009『日本の中國農村調査と伝統社會』,東京:御茶ノ水書房。

    13.旗田巍,1973『中國村落と共同體理論』,東京:巖波書店。

    14.福武直,1976『中國農村社會の構造』(福武直著作集第9巻),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15.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務部調査課,1987『調査時報』復刻版),東京不二出版。

    16.南満州鉄道株式會社,1985~1987『満鉄調査月報』復刻版),東京不二出版。

    17.中國農村慣行調査會,1952~1958『中國農村慣行調査』(全6巻),東京巖波書店。

     

     

    附表                           本研究中所涉及的村落社會的基本特征

     

    行政村

    自然村/

    小組數

    地形

    居住形態

    姓氏

    分布

    人口

    (人)

    認同與

    行動單位

    打工潮

    興起

     

     

    河南省周口市扶溝縣崔橋鎮

    曹村

    3

    14

    平原

    聚居

    每個小組都有主導姓氏

    2655

    門份=

    村民小組

    2002

    楊村

    2

    4

    平原

    聚居

    每個自然村都有主導姓氏

    1172

    門份

    2003

    崔村

    4

    6

    平原

    聚居

    無明顯大姓

    1452

    門份=

    村民小組

    2004

     

     

    河南省駐馬店市汝南縣三里店鄉

     

    宋村

    9

    13

    平原

    聚居

    每個自然村都有大姓

    3094

    門份

    2004

    付村

    9

    15

    平原

    聚居

    每個村民小組都有大姓

    4020

    門份

    2004

    鋪村

    8

    12

    平原

    聚居

    無明顯大姓

    3577

    村民小組

    2004

     

     

    安徽省長豐縣莊墓鎮

     

    李村

    10

    30

    丘陵

    濱湖

    聚居

    有主導姓氏

    2844

    近份(五服)

    1990年代

    末期

    薛村

    7

    12

    丘陵

    濱湖

    聚居

    有主導姓氏

    1414

    近份=

    村民小組

    2004

     

     

    湖北省黃岡市英山縣雷家店鎮

     

    萬村

    30

    13

    山區

    散居

    無明顯大姓

    1200

    核心家庭

    1990年代

    初期

    伍村

    ——

    16

    山區

    散居

    無明顯大姓

    1560

    村民小組

    1990年代初期

    過村

    ——

    14

    山區

    散居

    有大姓

    1840

    村民小組

    1990年代

    初期

    程村

    20

    13

    山谷

    聚居

    有大姓

    1800

    村民小組

    1990年代

    初期

     

    湖北省荊門市京山縣曹武鎮

    嶺村

    38

    6

    丘陵

    分散

    有大姓

    887

    自然灣

    2000

    蔣村

    70

    10

    丘陵

    分散

    無明顯大姓

    1480

    自然灣

    ——

    顧村

    25

    7

    丘陵

    分散

    有大姓

    1192

    核心家庭

    1980年代

    中期

    遼寧省丹東市鳳城縣賽馬鎮

     

    福村

    ——

    7

    丘陵

    聚居

    無明顯大姓

    1541

    多元弱關系的重疊

    2000

    路村

    ——

    4

    丘陵

    聚居

    無明顯大姓

    980

    多元弱關系的重疊

    2000

     

     

     

    湖北省大冶市保安鎮

     

    鋒村

    7

    12

    ——

    每個自然村都有主導姓氏

    2470

    房頭(超出五服)

    2000

    科村

    ——

    9

    湖區

    每個小組都有主導姓氏

    1780

    房頭

    1980年代

    中期

    沼村

    9

    11

    丘陵

    濱湖

    聚居

    各自然村基本為單姓

    2570

    房頭

    1990年代

    末期

    廣西壯族自治區賀州市富川縣葛坡鎮2013

    坡村

    1

    12

    丘陵

    聚居

    單姓

    1485

    房份(超出五服)

    1990年代

    末期

    (作者單位:日本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

    (責任編輯:小  秦)

     

    The Dual Structure of Supporting Behavior in Chinese Villages

    ——An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for the Alienation of Supporting Behavior

    Feng Chuan

    Abstract:Supporting behavior is a daily opportunity to link people into one community. It originated from economic needs, which create an opportunity for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firming and deepen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Supporting behavior has a dual structure which includes economic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the two are in a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Supporting behavior system is a mutually assisted behavioral system, with micro-level behavior as the focus and the behavioral network as the essential factor. Those who help others have enough abilities and resources, and those who are helped by others are lack of abilities and resources, reflect the economic significance of supporting behavior, with human resources,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material as the basic elements. The construction of supporting behavior network was at first embodied in the economical function of supporting behavior. Supporting behavioral social system is a social system with a macro-level supporting behavior network as its core. Its focus is on social groups and local societies, and its carrier is emotion andidentity. Those who help others and those who are helped by others, are in the same social system of supporting behavior, and the two sides have the common identity of the commun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has the awareness of belonging to one community. As a result, supporting behavior has effects of confirm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actors themselves and the community or other person involved, reflecting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supporting behavior.

    The loss of economic significance in supporting behavior, will hinder its implementation. However,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riginated from the economic function of supporting behavior, will in turn prescribe and control the occurrence of supporting behavior. When supporting behavior is lacking in the economic sense, while its social significance is still not reduced, the occurrence of supporting behavior begins to be dominated by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At this point, the alienation of supporting behavior appears. The countermeasures to reverse behavioral alienation are manifested in two directions: one is compensating for the loss of economic significance; the other is dissolving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supporting behavior. The alienation on people’s favor is a manifestation of behavioral alienation of supporting behavior, and market exchange behavior on paid employment is one of the coping strategies, created by villagers.

    Keywords: Supporting Behavior; Economic Significance; Social Significance; The Alienation on People’s Favor; Marketization

     

     

     



    []其中以南滿鐵道(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務部調査課,1987;南満州鉄道株式會社,1985~1987)的《調查月報》,以及由東京帝國大學社會學研究室進行的戰中農村調查(中國農村慣行調査會,1952~1958),特別具有參考價值。前者是以“滿洲國”殖民統治為目的的實務指向的研究調查,而后者是明確以地域社會學的視角進行的華中、華南農村以及華北的河北、山東農村的調查研究。以助行為慣習的視角來看,前者是以建設東亞新秩序”、排除“滿洲”和“支那”的古老社會慣習為研究取向,而后者是以探明東亞社會為著眼點的政府委托調查(恩田守雄,201325~60)。

    []日本研究者研究的不足還在于:第一,調查地有局限性,局限于華北、江南的少數村莊,無法在地域比較的視野觀照下進行研究;第二,調查年代有局限性,局限于戰爭時代、80年代或90年代初;第三,由于資料限制,以及外國語、外國人身份的阻礙,他們無法在日常生活的經驗層面深入分析各年代中國農村慣習的連續性以及變遷的內在機制。

    []平野義太郎提出“村落共同體”論,認為共同體在日本和中國具有共通性。這一學術觀點與其大亞洲主義以及建設“大東亞共同體”的政治主張密切相關。與此相反,戒能通孝基于“脫亞主義”的思考,主張日本式的村落共同體能夠讓日本靠近西洋的近代文明,而中國由于不存在日本式的超越家族血緣、具有強組織性的共同體制度結構,因此與西洋式的近代文明無緣(內山雅生,2009223)。旗田巍對“平野·戒能論爭”進行了總結旗田巍,197335~49。

    []包括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編纂的以下調查資料:《2007年河南扶溝農村調查報告》(第一卷)、《2007年河南汝南村治模式》(第二卷)、《2007年川西村治模式》(第三卷)、《2007年湖北英山農村調查報告》(第四卷)、《2008年湖北京山村治模式》(第五卷)、《2009年湖北大冶農村調查報告》(第六卷)、《2009年安徽長豐農村調查報告》(第七卷)、《2009年遼寧鳳城農村調查報告》(第八卷)、《2010年浙江奉化農村調查報告》(第九卷)、《2012年遼寧鳳城暑假調查報告》(第十八卷)、《2013年廣西富川暑假調查報告》(第二十九卷)。本文所使用的村名及人名,皆為化名。

    []賀雪峰(2006)指出,所謂農民的集體行動單位,是指農民在日常生產和生活中,用以處理超出家庭范圍的公共事務、維護共同體秩序的合作單位。農民的集體行動單位,與認同單位緊密聯系在一起。

    []由于當地風俗禁止夫妻同時居住在同一戶他人居所中,房屋重建中的夫妻必須“借住”在兩戶人家。

    []叔伯兄弟有同一個祖父,而堂兄弟有同一個曾祖父。即堂兄弟的爺爺是親兄弟,而并非同一個人。

    []“屋里人”,即房親。

    []稱“隨禮”“送人情錢”。

    []比如,通過舉辦婚禮而成為受助者的人,不一定要在對方舉辦婚禮時施助,也可在對方舉辦其他人生儀式時施助。

    [11]“八仙”一般由每個房頭派出一人或多人擔當。這些“八仙”一般都是本灣子各個房頭比較有威望的、說話算數的人,但不一定是老人或輩分高的人!鞍讼伞笔抢^承制的(一般由長子繼承),由固定的家庭擔任。在沒有子嗣的情況下,從兄弟或叔伯兄弟家過繼子嗣,繼承“八仙”的角色。

    [12]該事例引自2018327日《南方都市報》的報道。由于所涉及的地區在社會結構方面帶有宗族底色,此處引用該事例作為宗族型村莊的補充案例。

    [13]意思是,不管家里經濟條件怎樣,“送禮”總是免不了的。即使再窮,把鍋蓋賣了也要送禮。

    [14]此處“有余”受損,指因厭惡受助者而在個人情感上有損。

    [15]待客人一般要分為兩個,一個管前臺,一個管后臺。前臺的人負責儀式的進行,后臺的人幫助主家招待客人、安排酒席。

    [16]雇傭行為,在中國某些村落并不是20世紀90年代隨著打工經濟的興起才逐漸出現的新生形態。早在民國初年,這種現象就廣泛存在。比如,在川西射箭臺村(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2007年川西村治模式》(第三卷)),就存在如下市場交換關系:1天幫工=2升米(1升米約1.25公斤);3個人工=1天耕牛使用;1石稻谷(約110公斤)=6間草房(租住一年);1個月長工=4~5斗米(1斗米約為10升);1個月月工=50升米。佃農與地主的關系高度市場化,土地租佃幾乎不受地緣與血緣關系的影響。但改革開放后隨著打工經濟而興起的“雇傭行為”是對“異化”的應對策略,其產生邏輯與解放前不同。

  • 責任編輯:sn
  • 相關文章
  • 發表評論
  • 評分: 1 2 3 4 5

        
  • ·請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各項有關法律法規。
  • ·用戶需對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務過程中的行為承擔法律責任(直接或間接導致的)。
  • ·本站管理員有權保留或刪除評論內容。
152期曾道人 全年精准二尾 心水清时是什么生肖 宝新能源股票 微乐吉林长春麻将官方免费 江西福彩快3和值走势图 白小姐精选六肖中特 融资租赁利率一般多少 福建36选7走势图 河南新快赢481走势图最近60期 2019湖北11选5开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