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理解貧困:日本貧困研究視野下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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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研究的起步較晚,國內學界對于貧困現象本身的剖析和學者的想象力還有待進一步開掘。日本的貧困研究成果和研究徑路,為我們深入貧困研究提供了一個參照系。從理解貧困的基準、貧困的產生、貧困生活和貧困救濟這四個方面著手,梳理日本的貧困研究成果,并總結對我國學界進一步深化對于貧困的認識、拓展對于貧困治理研究的若干啟示,是十分必要的。從日本的研究成果反觀我國的貧困研究,為了更深入地理解貧困,我們需要全方位把握農民的生活狀態和生計邏輯,充分認識貧困生產機制的復雜性,并需要重視用“生計術”視角觀察和理解農民的生計行為,包括一些可能在一般道德立場和價值觀念中受到批判的生計行為。在國家和各級政府大力推進“精準扶貧”的今天,面對存在的諸多困境,我們也許可以從歷史的脈絡中、從與其他國家貧困救濟史的比較中,找到解釋的可能理路。

     

    關鍵詞

     

    扶貧,貧困研究,日本研究,比較

     

     

     

    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這意味著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要全部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徹底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的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從現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期,中央提出要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特別是要堅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攻堅戰,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得到人民認可、經得起歷史檢驗。2018年是脫貧攻堅承上啟下的關鍵之年,聚焦深度貧困地區攻堅、聚焦特殊貧困人口的精準幫扶、聚焦貧困群眾脫貧最急需解決的突出問題,改進幫扶政策舉措,增加貧困群眾的獲得感,并建立脫貧長效機制,就成了各地方政府的當務之急。然而,在制定和實施扶貧、脫貧的政策方案之前,更為根本的工作,在于界定作為政策對象的貧困群體和貧困現象,厘清貧困的基準和貧困產生的機制,明確貧困救助本身的意義。

    國內學界既有的對于貧困群體界定和貧困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對國內和歐美各國貧困概念及貧困線測量方法的梳理[2],以及對扶貧政策實施和扶貧資源分配過程中所發生的一系列治理問題的總結和反思[3]。然而,由于研究的起步較晚,國內學界對于貧困現象本身的剖析和學者的想象力還有待進一步開掘。而日本的貧困研究成果和研究徑路,則為我們深入貧困研究提供了一個參照系。本文將從理解貧困的基準、貧困的產生、貧困生活和貧困救濟這四個方面著手,梳理日本的貧困研究成果,并總結出對我國學界進一步深化對于貧困的認識、拓展對于貧困治理研究的若干啟示。

     

    一、如何理解貧困的基準

        

    理解貧困的基準,也就意味著理解對貧困的判斷和規定方法,理解對非貧困的篩選和排除,乃至對“自力生存”與“救濟生存”邊界的社會劃定。

    對于此,2005年出版的論文集Living Standards in the Past: New Perspectives on Well-Being in Asia and Europe[4]明確指出,由于內容的復雜性,如何測定生活水平,如何設定衡量基準,都是非常困難的課題。研究者們所要做的,只有盡可能多地設定衡量指標,并盡可能多地長期觀察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情況。該論文集以中國、日本、印度、英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瑞典、丹麥、俄羅斯、斯洛文尼亞為對象,從實質工資、消費構造、卡路里攝取量、人口動態(人口增減、平均余命、死亡率等)和平均身高等多個方面,收集了從1620世紀的數據,并進行了比較研究。結果發現,以中國為例,18世紀的中國生活水準并不比同時期的歐洲差,并且中國18世紀的生活水平,甚至有可能高于20世紀前葉。

    也就是說,從歷史的長期趨勢來看,同一國內的生活水平也不一定一直處于上升的發展狀態。研究近世日本生活水準的齋藤修則指出,1820年代以后,日本的實質工資下降了,然而這并不直接意味著小農家庭生活水平的低下,因為小農的農業所得恰好增加了。在18世紀后半葉,英國農村的帶薪勞動者家庭與日本自耕農家庭的推定可支配所得,基本處于同一水平。[5]在前工業化時代,從GDP和人均實質工資上看,歐洲與亞洲總體上并沒有多大差距。然而,各自內部甚至同一國內的地域差別、同一社會內部的階層差別則可能更為突顯。這方面的歷史資料越多,就越會發現歷史地設定最低生活和貧困線的基準是何其困難。

    有一種“與過去比較論”認為,與過去比較,現在比過去好,因此現在的貧困算不了什么。然而,不論是21世紀的中國還是日本,都仍然有餓死在家中的事例見諸網絡和報端。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貧窮,而我們的研究應該擴大歷史的視野,對每個時代的貧窮狀態進行有生活觸感的比較。但在研究對象的甄別方面,學者們往往通過“階層研究”的分類尺度發現“貧困”。

    在對近世日本貧困問題的研究中,“持高”被作為發現“貧困”的指標。這樣一來,沒有所持石高[6](無高),或所持石高為少者,就被劃分為貧農。比如,高尾一彥在對攝津國住吉郡平野鄉町(大阪市)的研究中,將無高的“半農半商的佃農”、“水呑小百姓”劃分為“佃作貧農層”。[7]古島敏雄在對慶長至明治期河內國若江郡下小坂村(大阪府東大阪市)的研究中,將持高五石以下的農民劃分為“零細貧農層”。[8]山崎隆三則在對18世紀中期至19世紀中期攝津國村的研究中,也將持高五石以下的農民稱為“零細農民”、“下層農民”,并規定為“貧農層”。[9]

    然而,持高本身不能反映農戶年收入的多少。由于村民有佃作和兼業的可能,持高相同的農戶在米谷生產量上可能存在相當大的差距,在總收入上也可能存在不小的差距。同樣,總收入即使差不多,兩個農戶的持高也可能相差甚遠。

    同樣,村民的總收入,也是無法僅僅用農地經營規模進行判斷的。然而,不少日本的貧困研究,仍然依據實際耕作面積來發現“貧農”。

    比如中村哲在對幕末和泉國農村的研究中,將“耕作面積越小、其中佃作地所占面積越大”作為判斷的前提假設,從而認為包括佃作地在內的耕作面積在三反以下者,就是通過農外帶薪勞動和營業勉強維持再生產的貧農、半無產層;而在佃作貧農中,從事五反未滿、特別是三反未滿的零細農業的經營者,屬于貧農層。[10]莊司俊作在研究大正、昭和期農村時,將近畿等地經營耕地面積在五反以下、東北地區經營耕地面積在八反以下的農民,劃分為貧農、半無產層。[11]坂根嘉弘在研究1920-30年代的京都府南桑田郡村時,認為在自耕與佃作同時進行的農民中,耕作面積五反未滿層為貧農層;而在佃農層中,耕作面積八反未滿者為貧農層。[12]此外,在1954年,日本厚生省也將耕地面積少于五反的專業農家,以及三反未滿的第一種兼業農家,視為“低所得階層”。[13]

    不論是“持高主義”還是“耕地規模主義”,都忽視了對于近世和近現代的農民而言,兼業是非常重要的生計方式。早在13世紀,貨幣經濟就已經開始滲透進日本社會。帶薪勞動者并非在近代化的過程中因為“農民層的分化”、資本主義大工廠的分工而出現,歷史也并非“從自給經濟走向貨幣經濟”、“從小經營走向大工廠”這樣單線條地發展。從13世紀一直到20世紀,自給經濟(小農經營)與貨幣經濟(帶薪勞動)在農家的生計結構中同時存在,只是兩者的比重會時有調整。深谷克己從17世紀后半期農民生計的展開狀況中得出結論,認為江戶時代中下層農民正是由于將農耕與農耕外的務工相結合,才實現了“百姓成立”(農民能夠維持具有再生產可能的經營水平)。[14]

    野呂榮太郎以來的許多研究者所主張的“兼業觀”和“小農經營觀”都認為,農民因為僅靠農業無法維持生計、無法繳清年貢,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選擇“兼業”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這種立場,其實是基于一種認定村民就應該、或希望每時每刻都通過生產和販賣農作物而讓家計自立的固定觀念,其本身的合理性無法得到實證。然而,就農民自身的立場來看,“兼業”也可以理解為農民對市場所采取的積極應對方式,反映出一種戰略性的、靈活的小農經營形象。農民為了尋求更安定、更好的生活,而拓寬生計方式,并且應社會狀況的變化而靈活調整生計方式,在村內與村外之間往來。帶薪勞動并不一定意味著“脫農化”,而可能僅僅是小農家庭經營中復合性生計的一環。生計方式復合性家庭經營,或對生計方式的取舍選擇,在近世農民看來本就是理所當然的。[15]

        那么,“耕地荒廢”是否是農民窮困的表征呢?一些持“農村荒廢論”的研究者認為,農村人口減少,耕地大規;膹U,就意味著饑荒頻發、農民流民化,當然表明農民已經陷入了貧困狀態。比如長倉保對北關東常陸國和下野國各村落的研究認為,自18世紀中期以后,因破產農民的增加,村內人口減少,馬數也減少,荒地、因人手不足而產生的耕作放棄地隨之增加,各村落都顯出“荒廢、窮困、窮乏”的景象。這種景象并非北關東獨有,而是屬于在18世紀后半期遍及整個日本的“一般性窮乏”現象。[16]而在1740年代享保改革末期,在勘定奉行神尾春央的主導下,大和國幕領各村(奈良盆地農村)被施以嚴酷的年貢增收政策。研究者谷山正道根據當時農民請愿文書中記載的“由于高免(高稅率)而致惣百姓(村內農民)窮困”、“因窮困而荒廢田地”,以及所反映的破產農民增加導致戶口減少的事理,判斷當時“農民經營極端惡化”、“農村陷入疲敝”。此外,谷山運用“國訴”(一國規模的請愿運動)文書史料,以作物價格下落、經營成本(肥料費、奉公人工資)高騰、領主的掠奪、高利貸掠奪為原因,分析了1760-70年代(田沼期)、1780年代末(寬政改革期)及1800-20年代(化政期)農民破產、出奔,村中荒地、因人手不足而產生的耕作放棄地、由其他村民代為耕作的“村惣作地”增加的現象。[17]

    這些研究都將農村的荒廢作為農民窮困的表征,也將農村的荒廢作為農民暴動的動因,使農民和農村的“貧困化論”與“民眾運動史”研究發生了關聯。然而,“荒地”背后農民的事實邏輯卻未必如此。

    平野哲也對18世紀下野國的研究發現,18世紀后期出現的大量荒地中,水田總是優先于旱地被農民優先放棄,而旱地中又是生產條件差的新田被更早放棄。由于當時米價長期低落,魚肥(用魚做的肥料)價格高騰,種植水稻在市場上不利,為了收入源的確保,農民更加愿意優先種植旱作物。

    因此,“荒地的增加”毋寧說顯示的是“農民的戰略性耕作放棄”。農民并不是哭著放棄耕地,而是故意將不能產生收益的農地拋荒。進一步說,在各種生計方式的選項面前,下野農民的“離村現象”(由破產而產生的現象也包括在內)并不一定是由于“生活困難”而萬不得已的結果,不如說這是農民“被城鎮的掙錢和生活方式所吸引、為了得到穩定的收入”而做出的積極選擇,或“有去村外生活的目標,確信在城鎮能夠享受豐裕的生活”而產生的行動。并且,即使是“舉家離村”,也并不意味著與出身地農村的“絕緣”,因為他們會將所持田地的一部分和“百姓株”(作為村民的資格)交給親戚或五人組保管,為將來有可能發生的“歸村”留下了余地。[18]

    也就是說,象征著農村荒廢和窮困的荒地增加和離村現象(農村人口減少),也可以理解為因保持著主體性的小農積極摸索更有利的生計方式這一經濟行為而導致的后果。

        此外,在不少貧困研究中,“豐足”的(非貧窮的)生活水平的標準,似乎已成為自明之理。比如在中國學者的貧困研究中,“吃肉多”、“穿名牌”、“住樓房”似乎成了“吃得不錯、穿得不錯、住得也不錯”的理所當然的標志。[19]而在日本學者的研究中也一樣,對“貧困”的生活水平,不是過于模糊,就是過于體現學者個人的生活追求。

    小學館《全集日本的歷史》系列,在關于近世后期至幕末的社會狀況方面有這樣的敘述:

    “財富的不均衡狀況加劇,社會矛盾日益深刻。貧農極度貧窮,以‘改造社會’(世直し)為口號,期待國家的轉變,為政治的變革預備了足夠的政治情勢!

    “貧農離村,進入雜業層,曾經強固的身份制社會的基礎開始松動![20]

    從這些描述中,我們看不到對“貧窮”、“貧農”的判斷基準,也感受不到“極度貧困”的生活現實感。野呂榮太郎在論述1910年至1926年的經營規模五反未滿的“零細農”時,認為這些農戶“由于只從事農業生產,農家中會出現常時性剩余勞動力,這樣就會有一部分家庭成員或常時、或臨時地去從事帶薪勞動或其他經營活動,以勉強讓動物性的最低生活持續下去”[21]。也就是說,“動物性最低生活”是農村最下層的生活標志,然而所謂“動物性最低生活”本身的具體內容卻被作者當成了自明之理。

    莊司俊作的研究則提到,1900年代擁有2.5町步土地的茨城縣“上層自耕農”,也“不能把米飯吃到令人很滿足的程度”。莊司以此為例證說明當時農家的“生活窮迫”[22],但他并沒有覺得“為何與米、麥、粟等混食相比,將米100%作為主食就是‘豐足’的生活”是一個值得究問的問題。[23]

    2016年審定的高中日本史教科書《詳說日本史改訂版》中,也有如下段落:

    “許多農民的衣服通常是用麻布和棉花做成的筒袖,日常的主食是麥、粟、稗等雜糧,米很少見,住處是萱草為屋頂的簡陋房屋。他們不得不過著一種在衣食住各個方面全面貧窮的生活![24]

    然而,穿麻與棉花做的衣服,以雜糧為食,住在以萱草為頂的家中,為何就是‘貧窮’的?[25]其實已有統計研究表明,從1840年代到1930年代,將麥混入米中吃是理所當然的“食生活方式”;而直到1930年代為止,瓦房還不是主流,用蒿草、茅草做房頂的房屋才是最普遍的。[26]也許基于這樣的事實,就會有研究者得出“所以日本村民一直很窮”的結論。[27]

    這些研究者似乎認為,只有每天以100%的白米為主食、住上鋼筋混凝土建的房子、每天換著穿顏色鮮艷的漂亮衣服,這樣的生活才稱得上豐足。[28]殊不知這樣的判斷僅僅反映了研究者本人所處的社會階層和生活志向,基于如此主觀的標準而得出的結論,其根基是極其薄弱的。

       

     

        二、如何理解貧困的產生

     

    通過史料進行貧困研究的學者,容易將大量沒落農民出現,佃農、貧農化的現象歸因于年貢過重、高利貸。在日本近世史研究方面,不少學者認為隨著全國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地方各藩財政窮乏,強化了領主的年貢掠奪。

    然而,托馬斯·史密斯對18世紀至19世紀中葉的出羽、越后、遠江、近江、和泉、播磨、紀伊這七國的共計11個村的年貢變化進行了考察,發現作為課稅基礎的“村高”基本上沒有變化,長期以來年貢率也保持穩定態勢,甚至某些村還出現了下降傾向。由于實際農業生產力在不斷上升,村高和年貢率與現實生產性之間的聯系實際上是越來越弱。對于某一地區的農民來說,實際上他們的貢租負擔是越來越輕的。[29]穐本洋哉對1840年代長州藩的研究也表明,雖然當時對農田的征收稅率高達40%左右,但從包含非農業部門在內的領內全體的生產量來看,平均稅率僅為20%左右,特別在非農業部門產量多的地區,平均稅率還不到15%。[30]佐藤常雄對信濃國各村年貢率的研究也指出,雖然形式年貢率(在村高(村全體米的產量)中年貢米的比率)可達40-50%,但若將米、大麥、小麥、大豆、菜種等納入米谷生產量來計算,實質年貢率其實只有17-28%。[31]如果將生絲、棉花、小豆以及釀酒產出額、農閑務工收入也納入計算,則實質年貢率將會更低。同樣,中山富廣對地租改正期(1877年)廣島縣惠蘇郡奧門田村的分析發現,全村39家農戶的實質年貢率中,最高的達33%,10-20%的有19戶,10%以下的有17戶,平均下來實質年貢率只有10%。[32]

    農民在請愿文書中,多會強調年貢負擔重,這就是許多進行史料研究的日本學者將近世農村的貧窮歸因于年貢負擔的主要原因。但以上分析表明,請愿文書并沒有揭示窮困的根本原因。而打著窮困旗號的民眾運動,將年貢作為攻擊目標后,責任的所在就會比較明了,方便政治運動找到容易發起攻擊的點。作為窮困的決定性元兇的米、麥價格,以及村民個人的消費量,都是領主和幕府無法控制和調整的,因此責任之所在并不明晰,不容易找到攻擊的目標。就算一定要找一個責任主體,其責任發端也在于村民自身的消費欲,這將越發瓦解暴動的正當性。因此,村民與領主的交涉往往并不把焦點放在米的市場行情上,而是圍繞石高量進行討價還價。[33]

    那么,“家庭經營如果出現赤字,就會導致小農破產”的邏輯一定成立嗎?對于經營黑字的農戶來說,年收入中非消費支出(年貢繳納、代替勞役的“小入用”)所占的比例也較大,因此可支配收入未必很多。而根據木村光生的研究,造成赤字的最大原因,不是年貢和借款,而是農民自身旺盛的消費欲,包括對米、麥這些主食谷物的攝取量,以及其他個人支出!白非笈c收入相適應的自由消費”這種情況,只有在經濟上有余裕的前提下才可能出現。而在此之前,對于村民來說最重要的并非消費水平與年收入相匹配,而是滿足每一個時代在保證自身尊嚴方面的最低限條件。[34]

    從木下生光對大和國吉野郡田原村1808年《去卯年御田畑出來作物書上帳》這一農戶收支報告書的研究來看,田原村內農戶的等價可處分所得[35]為分散均勻分布結構,無法以“層”為單位對村莊結構進行劃分,也很難找到占多數的所謂“普通農戶”。

    就具體案例而言,有的農戶完全沒有可處分所得,家庭收支也出現大赤字,但卻沒有破產和逃亡,仍然在村莊內繼續生活下去了;有的農戶從賬面上看起來處于經營黑字狀態,卻突然陷入破產,全家逃亡不知去向,或成為附近親戚家的奉公人。即使是村行政人員的家庭,看起來生計赤字不多、等價可支配收入不少的農戶,最后陷入破產、逃亡的境地,而看起來經營出現大赤字的農戶,卻反而一直安穩地在村莊內繼續生活的事例,也時有出現。逃亡后的農戶,最后可能因下落不明而永遠從戶籍上消失,也可能經過親戚的相互扶助,突然重新回歸村莊、出現在戶籍冊上,并被當成普通村民記載。由此可見,在“傾家蕩產”和“逃亡”后,當事人的生活也未必一定“貧苦、悲慘”。他們也有可能成為“無高、以帶薪勞動收入為主的家庭”,最后逐漸復歸村落的普通生活。

    也就是說,依據年收入、等價可處分所得、赤字率等客觀數字,得出“某種數值條件一旦滿足就必然如何”的結論是不可能的。如果將“傾家蕩產”和“逃亡”視為貧困的指標,那么造成這一事態的因果鏈條中并不存在一種必然化的“客觀性科學法則”。

     

     

    三、如何理解貧困生活

     

    在現代研究者看來,“貧困生活”似乎意味著一種已經陷入絕境、走投無路的悲慘生存狀態。在對日本近世貧困現象的研究中,“乞討”、“出奔”或“夜逃”,一般被認為是農民“破產”后走投無路的最后選擇!捌蛴憽、“出奔”或“夜逃”所帶來的,一定是掙扎在死亡線上、無法安定下來的悲慘生活。

    其中,對于行乞之人,許多學者認為他們是因生活極端窮困,而被迫離開所居農村的。除了流浪乞討,他們就再無其他可選擇的生計方式。然而,木下生光通過對1869年和泉國泉郡南王子村(大阪府和泉市)1869年《難澀人取調子書上帳》以及《御救御手當金頂戴請印帳》的研究發現,流浪乞討的農戶也不盡然只有離村流浪這一種生計方式。繼續定居農村,從事普通的農業勞動,同時流浪乞討的情況也是存在的。比如有一家農戶,父母都生病無法勞動,30歲的女兒外出從事帶薪勞動賺錢,只有8歲的兒子通過乞討維持家計,此外他們還從親戚、五人組那里獲得生活援助。另有一村民因患病而無法結婚,且沒有任何親戚,他專營草鞋販賣,同時在販賣之地行乞,并從村行政人員那里得到公的扶助。

    木下通過案例研究指出,乞討僅僅是家庭經營、生計復合的一個環節,而并非“流浪之民”獨有的生計方式。對于那些定居在農村從事普通勞作的農戶來說,行乞只是根據狀況可以合理選擇的“生計術”之一。[36]當家庭成員全部生病無法勞作,而靠乞討也實在無法維持生計時,親戚和五人組才會施以援手。也就是說,村內扶助機制并不會立刻發動,首先還是要看當事人有沒有通過包括行乞在內的一切努力達成自立生計的可能。如果當事人年老體衰、身無所依,無法通過乞討維持生計,村才開始發動公的直接撫養機能。[37]今西一的研究,更將“村乞食”以及到其他町村行乞的慣行視為町村“共同體撫養機能”或“救濟體系”的一部分。[38]這些現象,都能體現出視“自我責任下的自立生存”和“勤勞”、“勤勉”為貴,視無法還清欠賬、無法自力更生為恥的社會通念。

    此外,還存在農戶在打零工的同時,以社寺參覲為契機在路上乞討的情況。農戶中的特定家庭成員因為和其他家庭成員的關系糾葛,而獨自外出行乞的情況也是存在的。在河內國石川郡(大阪府),還出現了兒子因父親小時候對自己沒有盡撫養之責而拒絕撫養父親的事例。居住在大塚村的兒子想趕走從水分村流落而來的父親,而在鄰居的奉勸之下,在自家院中角落鋪了一張席子,允許父親晚上在此睡覺。于是父親到了晚上就回來睡覺,早上就出去行乞。[39]這說明行乞也可能是由家庭內的私事而引發,而不一定是由于全家的共同家計陷入絕境而出現的集體行為。

    對于出奔、夜逃,由于一般我們會認為,在住慣了的土地上一直生活下去就是幸福、有余裕的生活,因此那種離開故土謀生的生活,就會被定義為不幸、貧窮。

    然而,事實也未必如此。由于多重債務,一些農戶全家夜逃到鄰村,作為“非人番”(江戶時代農村負責治安維持的崗位)而在鄰村“再就業”。在史料中通常用“零落”一詞指代這種情況。在日本,即使是超過了熟人社會圈域范圍的村落,也能接納毫無身元保證的“帳外人”(已銷戶的逃亡農戶)甚至已死亡的“帳外人”的子女落戶。這體現出日本村落的“包容力”。雖然出奔、夜逃的農民離開了已經住習慣了的村莊,但這一行為可能也意味著農民在生計上是有到一個“新天地”再出發的余地的。隨著出逃農戶經濟條件的恢復,該農戶仍然有在離村三年后[40]回歸出身地村莊的可能。當然,出奔、夜逃也不一定是全家規模地發生。由于在一部分家庭成員出奔、夜逃的情況下,村內剩下的家庭成員也能受到村的援助,農戶整體就避免了走向完全沒落。

    因此,從農民的視點來看,出奔、夜逃也可視為是一些農戶實現“戰略型復興”的手段。由于村莊中存在“視無法還清欠賬、無法自力更生為恥”的社會通念,對于農戶來說,與其為了留在村里居住而忍受屈辱、接受村內扶助,還不如干脆選擇出奔、夜逃。這一行為并不一定是當事人毫無計劃性的、無法控制的無奈行為,不如說在某種程度上,這是當事人懷著對再定居、再就業的渴望而做出的有計劃性的選擇。

    在日本近世時期,破產后將所有地交給村的村民稱為“絕人”。從大和國山邊郡上入田村(奈良縣天理市)和播磨國佐用郡大畠村(兵庫縣佐用町)的事例來看[41],村會將絕人的田地按照土質和遠近,以抓鬮的方式平均分給處于中、上層的農戶,以保證那塊土地上年貢諸役的籌措。然而“絕人”仍然有“復活”的希望。當“絕人”由于生計好轉想要回原來那塊地時,村全體不但為“絕人”暫時墊付要償還的債務,滯納稅只用付清7成,大莊屋(村中主要行政職務之一)和其他村行政人員會用贖買的方式從那些農戶手里收回土地,重新交給準備“再出發”的絕人。

    在昭和20年代以前的奈良縣南生駒和群馬縣上野村,村會讓有欠款的生活窮困者,到山里去開墾土地。這些村民就在山里搭建小屋,森林成為了救濟場。[42]因此,在昭和恐慌時,山村比農村更少受到沖擊。在備中國漥屋郡(現都漥郡),則有“貧者育山”的慣習。[43]秣場、野山上荒蕪薄利的土地所有者將土地交給村,而生活窮困者則進入數個村共有的林野,住在山中小屋,販賣采伐的木材,并從事耕作。再建生計后,他們就可重新返回村。此外,在愛媛縣日振島村(現北宇和島郡宇和海村)則有被作為“窮困島”的御五神島[44],在舊宇和島吉田藩、滋賀縣滋賀郡、宮崎縣東臼杵郡椎葉村尾前,都有特定區劃的空間供“敗者復活”,比如燒田耕作用的作業小屋也能成為窮困者的居所。當然也有些農戶基于“家格意識”(=自尊心)的束縛,雖然生活已達“極難之時”,也不愿接受村的照顧,從而選擇全家夜逃。

     

     

        四、如何理解貧困救助

     

    在對中國政府扶貧行政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者關注到農民爭低保、村干部挪用低保資源的現象[45]。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如今,日本政府只能把握估算出的要保護家庭的20%左右的情況,支付的保護費也只夠維持他們日常生活起居所需的營養充足。大眾都把目光投向只占全部受保護家庭數1-2%、支給額度連1%都不到的“不正當受給”事例,同時,認為受保護者“是努力不足的懶人”的意見不絕于耳。政府行政試圖削減生活保護費,并頒布法令要求官民一同監視受給者的日常生活。[46]而不靠行政上的生活保護救濟就活不下去的許多人也將接受保護費視為“恥”,在生活保護費的申請上猶豫不決,以至于無法脫離貧困狀態,甚至餓死在自己家中。[47]

       2007年實施的國際輿論調查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2007 Survey顯示,對于“國家和政府,對無法靠自己生活下去的貧困者負有救濟責任”這一問題,日本的回答情況是“絕對贊成completely agree15%、“基本贊成mostly agree44%,贊成回答率總計59%,在47個調查對象國中排在了末位。同樣在2006年的國際問卷調查ISSPInternational Social Programme)中,認為“對低收入家庭的大學生給予經濟援助”是“政府的責任”的比例,在日本只占2成強,將回答“總的來說是政府的責任”的比例也加在一起,還是不超過6成,在33個調查參加國中排名最后。

    日本社會對生活窮困者的行政救濟非常冷淡[48],普遍將貧困視為自己家庭的責任。這并不是“一億總中流”的幻想破滅后,這20年來新自由主義蔓延的結果,也不是近世的“村落相互扶助”逐漸崩潰后,在19世紀末期才出現的近代現象,而是自17世紀以來“自我責任觀”的歷史傳統積累的結果。

    根據木下生光對河內國丹北郡六反村(大阪市)在1866年作成的“難澀人調查·對策史料”的研究,當時的救濟策略帶有明顯的個別性(各村自立標準、獨自展開,領主官員也無法插手)和臨時性(非恒常的)。村雖然準備了將儲備米貸出(貸付・貸渡米)、將儲備米便宜賣出(安売り・安値米)、無償給予儲備米(施行)三種救濟方案,但各農家基于自主的判斷,即使是被行政層界定為“極極難澀人”的農戶,也還是傾向于回避可以無償得到救濟費的“非市場性”救濟方式,選擇有“買”或“借”要素的“市場性”救濟方式。[49]這種行為偏好背后,也是由于村社會中存在“無論生活多么窮困,倚靠他人施舍永遠放在最后”的強迫觀念。

    社會性制裁機制的存在,也強化了上述觀念。在大和國平群郡法隆寺村等10個村組成的幕領組合村“法隆寺·龍田村組合”,以及河內國丹北郡若林村(大阪府松原市)[50],接收了村公共的無償救濟米(施行)的農戶,在日常生活中必須留心謹慎自己的衣著(不準戴斗笠、不準穿絹織物等服裝禁制)、鞋子、發飾,也不能過以酗酒、游山玩水為象征的“奢侈”生活,其戶主必須自己承認為村添了麻煩,因此向村鄭重宣誓,表達“奉受施行,深表感謝,一定遵守禁制規定”之意。成人男性被禁止在包括村集體活動的場合穿正裝(和服外褂、竹皮草屐)。他們必須在周圍人都穿正裝的時候,忍辱穿常服。這種行動規制,可以長達20-30年。特別在村莊全體遭受饑荒之時,無償接受救濟的行為,更被視為對村造成麻煩的行為,而成為村落社會制裁的對象。而河內國的規定則更加屈辱,將施行受給者的姓名張貼在居民日常聚集的地方,以及每戶受給者的家門前,讓大家都知道是誰對村造成了麻煩。甚至規定,受給者在拜訪施行米的原資提供者“施主人”的房屋時,必須在門外就將鞋脫下,以極低的姿勢爬進屋內。

    總而言之,對于近世的村民而言,接受從村而來的公的無償救濟,就意味著村內自身社會地位的低下。因此除非到了甘受地位低下之辱的地步,他們寧愿選擇一種市場性的救濟方式。

        而對于行政救濟,日本以往的研究通常持一種“御救后退史觀”。該史觀認為,17世紀領主的責任和義務是保證“百姓成立”(農民生計的維持),這是當時領主和農民兩方的共識,農民也對實施“御救”的領主懷有“恩賴感”。但18世紀中期以后,由于領主財政困難,領主逐漸放棄了“御救”的責任和義務,農民對領主階級的解決能力深感失望,幕藩領主的威信喪失,“撫民”價值和理念的實現能力從根本上瓦解。御救的財源在“享保饑荒”之后出現“貢租化”趨勢,原本屬于領主的社會責任和義務的“御救”,轉化為了倚靠民間富裕者的自發性和村行政組織的責任。因此,一種公認的“單線式歷史像”認為,18世紀后半期以后,領主的“直接救濟”漸漸轉為消極,代之而起的是由農民負擔的“儲谷制”,以及倚靠村內富裕者的窮困者救濟,或倚靠農民的農民救濟。農民生活保障的主體和責任,都轉嫁到了農民身上。[51]

    然而,根據更細致的案例分析,即使在17世紀,優先負有救濟責任的主體仍然是村,而非幕府和領主。幕藩領主也向來重視村的救濟責任,因為領主的“御救”只是“百姓成立”的條件之一,而“一村相助”體現的民間救濟力也是不可或缺的關鍵。而在幕末的18世紀,領主的“御救”也不勝枚舉,決不能視其為特殊和例外。[52]事實上,公權力的“御救”在積極與消極之間來回搖擺,本質上是由于幕府御救費在收支決算中只被列為被稱為“別口”的臨時費項目,而并沒有被納入被稱為“定式”的經常費。因此“御救”的積極與否,是由每個時期的政策判斷所左右的,村民們也并沒有希望從公權力那里得到恒常的“御救”。[53]

    之所以貧困應對的“自我責任觀”能夠如此深入地扎根日本社會,大概可以歸因于兩個要素:(1)公的救濟是以個別具體的“農戶”為對象而展開,這是建立在以居民登錄制度為代表的人身把握制度嚴格得以實施的基礎之上的;(2)救貧行為及其財源是“公共化”的,社會對救濟費能夠產生一種“負擔感”,因此自生出對受給者的社會性制裁機制,“為社會添麻煩”的受給觀念也會內化在受給者心中。

    在此我們可以反觀中國的情況。在清代,中國已經全國規模地建立起以常平倉、社倉、義倉這“三倉”為代表的備荒儲蓄體制,其中也包括或以便宜價格出賣、或借貸、或以無償提供的方式,將儲備谷生活窮困者的情況。但與近世日本農村社會不同的是,中國社會基本上不存在對接受無償救助的“忌避感”。即使在部分地區存在,其產生也并非以對受給者的社會性制裁機制為前提。[54]這是因為中國的“三倉”是向大眾開放的,無論貧富,誰都可以從中得到利益,這導致為社會“造成負擔、添麻煩”的對象無法追究,使得制裁也沒有了產生的必要和可能。[55]這種“開放性”也導致便宜的儲備谷最后大量流入試圖將其轉賣出去的商人手中,再加上管理儲備谷的官僚采取不正當手段借儲備谷獲取私利,使真正的生活窮困者無法得到儲備谷。雖然各地在1730-50年代嘗試制作生活窮困者的登錄簿,但由于在當時的中國,嚴格的居民登錄制度并不完備,登錄簿的制作也無法順利進行!叭齻}”的開放性,雖然使受給者免于遭受社會性制裁,而不用感覺到一種無地自容的心理壓力,但救濟制度也因此在效率上大打折扣。

     

    五、對于我國貧困研究的啟示

     

    從日本的貧困研究當中,我們可以獲得以下啟示。

    第一,農民的生活狀態和生計邏輯需要全方位把握。在研究時需要更全面地理解和把握農民的兼業狀態,從農民的視點解釋農民所作行為選擇背后的動機,同時將對“貧困”這一容易帶入主觀判斷的概念相對化,不忽視這一概念背后的時空定位及其被社會界定的過程。

    第二,充分認識貧困生產機制的復雜性。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通常假定在村落得貧困化過程中,存在某種特定的“法則”和“構造性矛盾”,并試圖對其進行實證。然而,事實的復雜性通常與這種假定和實證相去甚遠,并不像將村民走向沒落和貧困的原因都歸咎于“幕藩領主和特權商人的私欲鏈”這種外在于村民本人的特定之“敵”的分析邏輯這樣單純。[56]由于貧困線的確定非常困難,再加上消費行動非常復雜,要法則性地、科學地預測通往貧困的道路,幾乎是不可能的。走向貧困的過程,也許并沒有什么客觀法則。只有以這樣的謙虛態度,我們才有可能開始新的村落貧困史研究。

    第三,要重視用“生計術”視角觀察和理解農民的生計行為,包括一些可能在一般道德立場和價值觀念中受到批判的生計行為。不僅要分析農民走向貧窮的過程機制,農民在落入貧困之后如何有可能自力更生,也應是我們關注的重點。比如,對于那些應被納入低保、卻沒有被納入低保的農戶,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對他們的生活進行關注。

    第四,理解現代中國救濟行政的處境,也可以納入到較長的歷史視野中去觀照。在國家和各級政府大力推進“精準扶貧”的今天,面對存在的諸多困境,我們也許可以從歷史的脈絡中、從與其他國家貧困救濟史的比較中,找到解釋的可能理路。

     

     

    注 釋



    [1]馮川(19893月—),男,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博士,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郵箱:[email protected]

    [2]可參見康曉光的論文《中國貧困與反貧困理論》、朱海玲的論文《城鎮居民貧困線測定》、李博的論文《貧困線測定問題研究綜述》、王曉琦、顧昕的論文《中國貧困線水平研究》、董曉波的論文《英國貧困線發展研究》、胡愛文的論文《美國貧困線及其反貧困政策》。

    [3]邢成舉的著作《精英俘獲:扶貧資源分配的鄉村敘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是該領域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4]Robert C. Allen, Tommy Bengtsson, Martin Dribe eds., Living Standards in the Past: New Perspectives on Well-Being in Asia and Europ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5]斎藤修『賃金と労働と生活水準-日本経済史における十八―二〇世紀』巖波書店、1998年、viii-ix、8183、137頁;『比較経済発展論―歴史的アプローチ』巖波書店、2008年、167、180187頁。

    [6]對于近世日本人而言,成人吃一頓飯的米量為1合,1年就是1石,1年中所吃米量的相應田地面積為1反(10反為1町步(1公頃))。這樣的計量單位是與人們的生活實感相應的。沒有所持石高者(無高百姓),即所有土地不足1町步,為了養活家人而無力繳納年貢的農民。

    [7]高尾一彥「摂津平野郷における綿作の発展」『史林』1951。

    [8]古島敏雄・永原慶二『商品生産と寄生地主制―近世畿內農業における』東京大學出版會、1954年、4547、116

    [9]山崎隆三『地主制成立期の農業構造』青木書店、1961年、44頁!附瓚踽崞冥摔堡朕r村経済の発展と農民層分解」『巖波講座日本歴史』12、巖波書店、1963年、363364。

    [10]中村哲『明治維新の基礎構造――日本資本主義形成の起點』未來社、1968年、79、8285、87、89、97、100頁。

    [11]莊司俊作『近現代日本の農村-農政の原點をさぐる』吉川弘文館、2003年、80。

    [12]坂根嘉弘『戦間期農地政策史研究』九州大學出版會、1990年、6667。

    [13]吉田久一『日本貧困史-生活者的視點による貧しさの系譜とその実態』川島書店、1984年、262、267268、435

    [14]深谷克己「農耕と諸稼ぎ」『百姓成立』書房、1993年、162、168、178頁。

    [15]木下光生『貧困と自己責任の近世日本史』人文書院、2017年、41-45。

    [16]長倉!耗环w制解體の史的研究』吉川弘文館、1997年、100、112114、154、172、204205。

    [17]谷山正道『近世民衆運動の展開』高科書店、1994年、3136、4041、134143、148、190193、222228、244257。

    [18]平野哲也『江戸時代村社會の存立構造』御茶の水書房、2004年、7585、106115、129、253268、425、432434、447452頁。

    [19]賀雪峰《如何理解貧困》,載《最后一公里村莊—新鄉土中國的區域觀察》,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

    [20]青木美智男『全集日本の歴史 別巻 日本文化の原型』小學館、2009年、46、62頁。

    [21]野呂栄太郎『初版 日本資本主義発達史(下)』巖波文庫、1983年、53頁。

    [22]莊司俊作『近現代日本の農村-農政の原點をさぐる』吉川弘文館、2003年、37-38。

    [23]木下光生『貧困と自己責任の近世日本史』人文書院、2017年、56頁、注12。

    [24]『詳説日本史 改訂版』山川出版社、2016年、189頁。

    [25]木下光生『貧困と自己責任の近世日本史』人文書院、2017年、28。

    [26]鬼頭宏『日本の歴史19 文明としての江戸システム』講談社、2002年、296302頁;大豆生田『お米と食の近代史』吉川弘文館、2007年、48、52、6465頁。

    [27]近世史界90年代中期批判過分強調近世農民層的貧窮,而近現代史界在進入2000年代后卻仍認為在戰前的日本農村存在廣大的“貧農層”,并認為“貧農層”在1960年代末基本消失。參見:暉峻衆三編『日本の農業一五〇年一八五〇~二〇〇〇年』有斐閣、2003年、194頁。

    [28]木下光生『貧困と自己責任の近世日本史』人文書院、2017年、49。

    [29]トマス・C・スミス「徳川時代の年貢」『日本社會史における伝統と創造―工業化の內在的諸要因 一七五〇-一九二〇年』ミネルヴァ書房、1995年。

    [30]穐本洋哉『前工業化時代の経済-『防長風土注進案』による數量的接近』ミネルヴァ書房、1987年、34、128141頁。

    [31]佐藤常雄・大石慎三郎『貧農史観を見直す』講談社現代新書、1995年、111119頁。

    [32]中山富広「地租改正における地価決定と収穫高-広島県恵蘇郡奧門田村を事例として」『地方史研究』336、2008年。

    [33]木下光生『貧困と自己責任の近世日本史』人文書院、2017年、151。

    [34]同上,第301頁。

    [35]農戶總收入中減去個人力量無法控制的支出部分(稅金、保險等非消費支出),除以農戶成員數的平方根,所得的結果即“等價可處分所得”,可以用來比較規模不同的農戶間的所得情況。參見:木下光生『貧困と自己責任の近世日本史』人文書院、2017年、81、147。

    [36]同上,第170-172頁。

    [37]柳谷慶子『近世の女性相続と介護』吉川弘文館、2007年、252頁。

    [38]今西一「文明化と<牛首乞食>」西川長夫ほか編『幕末・明治期の國民國家形成と文化変容』新曜社、1995年、369頁。

    [39]『河內屋可正舊記』清文堂出版、1955年、133134頁。

    [40]日本近世“村請制”下的村作為一個公的組織單位(也是征稅單位),規定出逃三年內不允許歸村,體現出村在溫情的一面背后,也有嚴酷、冷漠的一面。

    [41]參見:『改訂天理市史』史料編第三巻、1977年、277285頁;兵庫県教育委員會『兵庫県同和教育関係史料集』一、1972年、610612頁。

    [42]參見:奈良県史編集委員會『奈良県史』(第12巻民俗<上>大和の伝承文化)奈良県、1986年、32-33;內山節「山里紀行 転換期の意味」『山林』大日本山林會、2002年、11月號;乗本吉郎「過疎の実態調査メモから」『中國地方における民俗の地域性』山陰民俗學會、1999年。

    [43]法務大臣官房司法法制調査部『全國民事慣例類集』(司法省蔵版)、商事法務研究會、18801989年、447448頁。

    [44]湯川洋司「困窮島」『日本民俗大辭典』1999年、660661。

    [45]相關案例可參見:郭亮《從“救濟”到“治理手段”——當前農村低保政策的實踐分析:以河南FC鎮為例》,《中國寧波市委黨校學報》,2009年第6期;陳鋒《連帶式制衡:基層組織權力的運作機制》,《社會》,2012年第1期;耿羽《錯位分配:當前農村低保的實踐狀況》,《人口與發展》,2012年第1期。

    [46]2013年,兵庫縣小野市制定出《小野市福祉給付制度適正化條例》!叭舭l現受給者將得到的金錢用于彈球盤、自行車競賽、競馬及其他娛樂、賭博,將此信息提供給市行政機關”被規定為“市民及地域社會成員的責任和義務”。

    [47]《朝日新聞》201276日朝刊刊登了如下事例。一位撫養著孩子,且經歷過離婚和病痛、生活困難的50歲女性說:“當初我覺得接受生活保護是可恥的,所以就沒有想過去領那個錢”。一對沒有養老金、長期患病,收入僅與同住長女的打工收入相當的70多歲的夫婦說:“接受福祉的照顧,從前我們認為是可恥的。只要我們還能有收入,就不想考慮申請生活保護費”。另外可參見:今野晴貴『生活保護-知られざる恐怖の現場』(ちくま新書、2012年、第二章)、全國「餓死」「孤獨死」問題調査団編『「餓死・孤立死」の頻発を見よ!』(あけび書房、2012年)。

    [48]雖然在法理上,1950年(新)《生活保護法》頒布以后,日本已經建立了以無差別平等原則(一般扶助主義)為基礎的生活保障體系,但大眾對貧困的公的救濟仍然態度冷淡。

    [49]木下光生『貧困と自己責任の近世日本史』人文書院、2017年、241-242。

    [50]同上,243-245。

    [51]參見:深谷克己『増補改訂版 百姓一揆の歴史的構造』校倉書房、1986年、86、203、401頁;福田千鶴「江戸時代前期の政治課題―「御救」の転換過程」『史料館研究紀要』25、1994年;菊池勇夫『飢饉から読む近世社會』校倉書房、2003年、211212頁;松沢裕作『明治地方自治體制の起源―近世社會の危機と制度変容』東京大學出版會、2009年、147162頁。

    [52]木下光生『貧困と自己責任の近世日本史』人文書院、2017年、258-262。

    [53]同上,第262-267。

    [54]當然,近年的中國農村經驗調查研究者發現,在一些地區的農村,原先也存在對低保的“忌避感”。然而這種“忌避感”的產生,并不是以社會性懲罰機制為前提的。比如在贛南山區的竹村,在低保制度推行初期,大部分村民都認為低保的取得是生產能力弱的表現,并通常與家庭變故相聯系,在村莊社會生活中并不算一件“有面子”的事情!罢4迕瘛迸c貧困人群之間不僅僅是經濟收入的差距,而且有一種文化心理上的隔離。參見郭亮《走出祖蔭:贛南村治模式研究》,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6-97頁。

    [55]木下光生『貧困と自己責任の近世日本史』人文書院、2017年、311-312。

    [56]同上,129-15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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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法務大臣官房司法法制調査部『全國民事慣例類集』(司法省蔵版)、商事法務研究會、[18801989

    [49]松沢裕作『明治地方自治體制の起源―近世社會の危機と制度変容』東京大學出版會、2009

    [50]――『比較経済発展論―歴史的アプローチ』巖波書店、2008

    [51]木下光生『貧困と自己責任の近世日本史』人文書院、2017

    [52]山崎隆三『地主制成立期の農業構造』青木書店、1961

    [53]――「江戸後期における農村経済の発展と農民層分解」『巖波講座日本歴史』12、巖波書店、1963

    [54]柳谷慶子『近世の女性相続と介護』吉川弘文館、2007

    [55]湯川洋司「困窮島」『日本民俗大辭典』1999

    [56]吉田久一『日本貧困史-生活者的視點による貧しさの系譜とその実態』川島書店、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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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期曾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