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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華:東部農村大齡女性青年婚配困難問題研究

     

     要:與大城市大齡未婚女性較易成婚相比,東部農村大齡未婚女性面臨著實質性的婚配困難。這在宏觀上與農村適婚女性的梯度流動有關。中西部農村適婚女性向東部農村單向流動,使得東部農村適婚女性資源充裕而適婚男性相對稀缺,造成當地適婚女性婚配困難。在微觀上,一方面東部農村適婚男性受當地縣域熟人社會及其支持網絡影響較大,他們可以在當地邊立業邊成家,因而較少晚婚晚育;另一方面東部農村階層分化顯著,階層競爭激烈,當地適婚女性通過婚姻向上流動的壓力較大,她們競相爭奪當地稀缺的上層適婚男性資源,競爭失敗者容易成為大齡未婚女性。在適婚男性相對較少、大齡未婚男性更緊缺的情況下,東部農村大齡未婚女性更容易成為婚配困難者。

    關鍵詞:剩女; 大齡未婚; 性別比; 婚姻擠壓; 婚姻成本;

    一、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

    ()問題意識:為什么東部農村出現剩女現象?

    在既有研究和人們的普遍印象中,城市剩女與農村光棍是兩個并生共存的現象。在向上走的婚姻觀念支配下,農村優質適婚女性進城與城市適婚男性婚配,緩解了城市下層適婚男性的婚配困難問題,同時也加劇了農村適婚男女的性別比,而城市適婚女性卻不會下嫁給農村適婚男性。這種錯位不匹配現象造成了城市一部分適婚女性和農村一部分適婚男性同時被剩下來的問題(張翼,2013)。

    然而也有研究發現,在城市同時存在著數量不小的大齡未婚男性和女性,二者的比例關系是21,大齡未婚男性多出大齡未婚女性一倍的數量。相對于大齡未婚男性可以到下一年齡段的適婚女性中擇偶,大齡未婚女性擇偶的空間著實相對較小,但大部分城市剩女不是找不到婚配對象,她們只是由于主觀原因而在某個年齡階段內沒有婚配,或是由于教育機會、職業發展、新婚戀觀等原因推遲了婚姻,她們中最終不婚者不到1%(林湘華,2012)。所謂城市剩女其實是在消費主義藩籬下被刻意構建出來的吸睛的媒體奇觀(董天策、王慧超,2017;李琦,2017)。與之對應的是,農村大齡未婚男女數量相差懸殊,男性遠多于女性,二者的數量比是51,其中35-39歲和40-44歲的大齡未婚男女比更高達61111,意味著農村婚配的壓力集中在適婚男性身上,農村適婚女性的稀缺使大齡未婚男性擇偶困難(劉爽、蔡圣晗,2015)。因此有研究者認為,城市剩女問題是偽命題(陳友華、呂程,2011),而農村光棍問題則是真問題(劉燕舞,2011;2019)。

    中國農村地域廣闊,不同區域之間的差異較大(賀雪峰,2012)。光棍在農村的分布也存在不均衡性,具有較大的東中西地區差異(邢成舉,2011;杜姣,2018)。西部農村的光棍現象要多于中部農村,而中部農村又要多于東部農村(楊華,2019)。與中西部農村的光棍不同,東部農村的光棍主要集中在身體和智力有問題的適婚男性身上,身心正常的適婚男性打光棍的較少。東部農村不存在中西部農村意義上的光棍問題”,該地區的婚姻社會問題主要是剩女問題,亦即大量大齡未婚女性婚配困難問題。如果說城市剩女是在某一年齡段主動剩下來且只要她們有意愿就容易成婚的話,東部農村的剩女問題則并非源于適婚女性主動推遲婚配時間,而是在男高女低”“男女同質等擇偶模式下出現的婚配困難問題。這些大齡未婚女性由于難以找到適當的適婚男性結婚,而被真正地剩下來。從調查來看,她們不僅個體精神壓力和心理焦慮較大,年齡較大的大齡未婚女性還可能出現心理疾病,從而影響和阻礙她們介入親朋關系和參與社會交往(王曉慧、劉燕舞,2017)。

    與中西部農村的光棍問題相比,東部農村為什么會有剩女問題?該地區的剩女問題與大城市的大齡未婚女性現象有何本質差別?這兩個問題需要在東部農村與中西部農村、東部農村與大城市的比較中來回答。

    ()研究方法:實地調查與比較研究

    主要使用實地調查法和比較研究法。實地調查法主要通過駐村的方式進行集體訪談和參與式觀察。每個村調研的單位時間一般是1530,具體的調研方式是,每天上下午兩個單位時間找人訪談,每個單位三個小時,訪談一到兩個人,晚上進行總結和集體討論。訪談對象包括村莊精英、大齡未婚女性青年及其親屬、普通村民、縣鄉村婦聯負責人、婚姻登記處工作人員、企業白領等。參與式觀察主要通過與大齡未婚女性結交朋友,介入和參與她們的日常生活,包括購物、旅游、相親、工作、親朋聚會等,從而切身觀察和體驗大齡未婚女性的生活、工作、交往及她們的精神狀態。比較研究方法指在行文中,通過比較東部農村與中西部農村、東部農村與大城市的相關情況,以更準確地把握東部農村大齡女性青年婚配困難的宏觀原因與微觀機制。

    本研究將城市剩女中的城市定義為地級市及以上的城市(下文簡稱大城市”)。東部農村則由于東部地區縣鄉村一體化程度較高,其概念涵蓋了縣城、集鎮和村莊三個層次的聚居地域,其內涵可以用縣域熟人社會來概括。較之于村莊熟人社會,縣域熟人社會雖然也有地理意義,但更多的是指縣域范圍內人際交往、社會規則和行為邏輯帶有較強的熟人社會性質。加之,東部農村城鄉一體化程度高、交通通訊網絡發達,縣域范圍內熟人之間的交往頻率更高、交往速度更快,熟人社會的相關屬性超出村莊范疇在縣域范圍內強化和放大。因此縣域社會越來越帶有熟人社會的特性。只有充分理解了縣域熟人社會,才能真正理解東部農村剩女的微觀機制。東部農村剩女是指縣域范圍內的大齡婚配困難女性,包括在農村出生但在縣城和集鎮工作,以及在縣城和集鎮出生并在當地工作的大齡未婚女性,她們剩下來的內在機制是一致的。按照東部地區農民自己的理解,“剩女25-44歲之間的未婚女性青年。

    本研究的經驗材料來源于對浙江GD1和江蘇WX村及其所在縣域熟人社會的實地調查。截止20147,D村共有人口800余人,25歲及以上大齡未婚女性共有27,占所有適婚女性的7.08%。其中,1975-1979年出生的大齡未婚女性1,占該年齡區間適婚女性的1.3%,1980-1984年出生的大齡未婚女性4,占該年齡區間適婚女性的7.41%,1985-1989年出生的大齡未婚女性22,占該年齡區間適婚女性的30.14%?梢娫酵笞,大齡未婚女性越多。D村所在地區正常的結婚年齡是20歲至22,大齡婚的年齡是23歲至24,該村女性在正常結婚年齡結婚的占74.08%,大齡婚占14.65%,早婚的年齡是19歲及以下,4.19%。該村28歲以上的大齡未婚女性共有8,在該村村民的觀念里已屬超大婚齡。

    截止20187,X村共有人口1500多人,25歲及以上大齡未婚女性共有53,其中40-441,35-395,30-3418,25-2929人。超過28歲的大齡未婚女性共有26人。

    從調查來看,浙江D村和江蘇X村及其剩女情況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兩個村莊都是較為典型的工業發達村莊。兩村及所在地區工商業發展較早,私營經濟發達,農民要么自辦企業、工廠和家庭作坊,要么開商店或在附近工廠企業務工。耕地由村里反租倒包給外地農戶耕種;二是兩村的社會分層較明顯,上層農戶與下層農戶在經濟收入上有較大距離。上層是數百萬元年收入的富裕農民,一般占到農戶的5-10%,中層占到80%左右,下層農戶占到10%15%之間。其中D村分化更明顯,上層農戶和下層農戶占比較大,X村的中層農戶占比較多;三是兩村的剩女來自三個階層的都有,其中D村的剩女主要來自中層家庭。X村的剩女來自中層家庭的有35,來自上層家庭的有13,來自下層農戶的有5人。在X2628歲以上的大齡未婚女性中,來自上層家庭的有8,來自中層家庭和下層家庭的分別有16人和2人。

    二、宏觀背景:人口流動與全國婚姻市場的梯度擠壓

    東部農村的剩女現象與全國及農村超常規出生性別比呈現出明顯的悖論狀態。據相關統計,全國的出生人口性別比1982、19902000年分別是108.47、111.14116.86,2009年上升到了119.45。我國成為全世界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程度最大的國家,而對此貢獻最大的是農村超常規的出生性別比。1990年我國城市、鎮和農村出生人口性別比分別為108.9、112.1111.7,2005年上升為115.2、119.9122.9,雖然均有所上升,但農村比例上升最大(孫瓊如,2013)。運用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有關學者將344個地市出生的性別比進行了東、中、西部地區比較,發現三者由西到東漸次升高。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專家石雅茗、劉爽的統計也得出類似的結論(石雅茗、劉爽,2015)(見表1)。

    從表1可以看出,在西南地區的貴州、云南和西北地區的西藏、青海、寧夏、新疆,1990年的出生性別比都在107以下,而屬于東部地區的浙江、江蘇的出生性別比則處在110-120之間,屬于較高的性別比行列。1990年左右出生的人口正好在2010年左右進入婚齡階段,能夠很好地從宏觀上來解釋農村光棍問題和剩女問題。東部農村在1990年出生性別比較高,2010年以后卻出現了剩女現象,而西南和西北農村出生性別比相對正常,卻出現了大批光棍的問題。這涉及到全國農村人口流動問題(王磊,2016)。

    2010年左右全國農村出現了大量的光棍問題。從調研來看,目前主要來自“80”,隨著“90年齡的推移他們也會面臨較大的婚配困難。之所以2010年左右是農村光棍大量出現的節點,與以下幾個方面有關:一是從1980年代開始實行的計劃生育使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開始失衡,在正常情況下“80也會有一批人難以成婚,加之“70沒有成婚的男子要到“80女性中找對象,從而擠壓了“80的婚配空間。二是2010年左右“90進入婚配年齡,他們是在出生性別比較高的情況下出生的,“90男性對女性資源的爭奪本身就較為激烈,而此時在本年齡段沒有找到對象的“80也轉而到“90女性中來尋找對象,這就更加增添了婚姻競爭的激烈程度。三是1990年代出生的人口較1980年代出生的人口少了近400萬人,在出生性別比偏高的情況下,較少的出生人口中女性更少,使得“90女性資源更為稀缺,“80“90男性共同參與競爭的情況下,婚姻市場競爭必然十分激烈。

    以上研究表明,在超常規性別比下一定有一部分適婚男性找不到對象而成為光棍”,他們主要分布在農村的“80“90身上。但從全國農村來看,東部農村的“80“90并沒有出現光棍問題,甚至該地區年齡過了四十歲沒成婚的“70乃至“60仍有不少成婚的案例,他們找的是從中西部農村流入當地的“80“90女性。這種不平衡的現象與全國農村的婚姻流動有關系。

    20世紀90年代以后,東部農村的工商業發展程度較高,中西部地區青壯年農民大量涌入東部農村,除了給東部農村帶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之外,也打破了中西部農村原有的通婚市場,給東部農村帶來了大量的適婚女性。由于我國農村實行的是女性外嫁、男性外娶的外婚制,適婚女性是婚姻市場上流動的資源,而適婚男性的婚姻流動相對較弱。向上流動或平行流動是農村適婚女性流動的方向。東部農村經濟發達,家庭發展的市場機會較多,適婚女性從中西部農村嫁入東部農村屬于向上流動。而東部農村的適婚女性一般不會向下流動到中西部農村。這樣,中西部農村就會成為適婚女性的凈流出地,而東部農村則成為適婚女性的凈流入地。西部農村的自然和經濟條件相對較差,其適婚女性流出的比例較中部農村更高。其結果是西部農村從出生人口性別比較為平衡的地區變成了適婚人口性別比最不平衡的地區,中部農村的適婚人口性別比則較其出生人口性別比更高,從而造成兩地適婚男性婚配困難現象,進而出現“80”“90光棍問題。光棍問題是中西部農村普遍的鄉村病”(何紹輝,2018),有的大齡未婚男性不得不通過找東南亞地區的未婚女性來完成婚配(武艷華,2018)。類似的跨國婚姻成為許多中西部農村未婚大齡男性解決婚姻問題的一個渠道。

    在東部農村,中西部農村大量適婚女性的流入,不僅平衡了當地失衡的出生性別比,還使得當地婚姻市場上的適婚女性多于適婚男性,拓展了當地男性婚姻市場的選擇空間。對當地適婚男性來說,他們不僅可以選擇本地的適婚女性結婚,也可以選擇外地的適婚女性結婚。雖然農民都有本地婚偏好,但是當東部農村的適婚男性由于家庭或個體原因而無法在本地結婚時,他們還可以選擇外地流入的適婚女性結婚。20世紀90年代,大規模中西部農村適婚女性的流入,使得東部農村一批三四十歲的大齡未婚男性得以結婚成家。許多外地媳婦與當地丈夫的年齡差在十歲左右。在東部農村,本地婚雖然沒有彩禮一說,但男方需要支付的結婚成本越來越高,其中包括在縣鎮買房子、承辦高檔次的酒席及準備其他大件設備等,一些家庭條件較差的適婚男性無法支付高額的婚姻成本,遂難以在本地找到對象。等到他們熬成大齡未婚男性之后,就可能會選擇外來的打工女孩結婚。外地婚成本低、花費少。因此,東部農村“80“90如不是特殊原因,一般不會有打光棍的現象(黃佳鵬,2018)。

    同時,東部農村婚姻市場的女性資源較充裕,稀釋了本地適婚女性的稀缺性,而本地適婚女性一般情況下又不會下嫁外地適婚男性,使得外地適婚男性難以進入本地婚姻市場,因而本地婚市場上的男性資源是既定的。在男少女多的情況下,本地適婚男性婚姻選擇的自由度和空間較大,而本地適婚女性挑選的空間則較小。本地適婚女性及其家庭也沒法索要高額的彩禮,因為彩禮是女方在婚姻賣方市場上要價的表征(桂華、余戀,2010;李永萍,2018)。如果她們執意要在市場上進行挑選,那么她們越是挑剔,挑選的時間越長,她們越可能成為大齡未婚者。如果說城市里的大齡未婚女性面對的是一個適婚男性數量相當、年齡相仿的婚姻市場的話,東部農村的剩女面臨的則是一個年齡越往上男性越稀缺的婚姻市場。當地適婚女性若不盡早下手成婚,就極有可能被剩下來。

    從婚姻擠壓的角度來看(陳友華等,2002;李樹茁、姜全保等,2006;王向陽,2018),中西部農村的適婚男性婚配困難,是被地域占優勢的東部農村及城鎮所擠壓的結果。這是典型的婚姻梯度擠壓,表現為城鎮擠壓農村、東部地區擠壓中西部地區和中部地區擠壓西部地區,結果是光棍集中在西部地區的西南農村和西北農村,以及中部地區的貧困山區(張世勇,2018;于瀟等,2018;楊華,2019)。適婚女性的梯度流動則造成了中西部地區適婚女性對東部農村適婚女性的擠壓,使得東部農村的適婚女性婚配困難。

    以上是從宏觀上對東部農村在適婚女性富余的情況下,必定會出現剩女現象的邏輯闡述。下文將分別從適婚男性和適婚女性兩個角度揭示東部農村出現剩女現象的微觀機制。

    三、適婚男性角度:縣域熟人社會與大齡男性未婚者稀缺

    大城市存在大量的大齡未婚女性,同時也存在大量的大齡未婚男性。城市大齡未婚女性只要有主觀結婚的意愿還是能較為容易完成婚配。而東部農村,由于大齡未婚男性的缺乏,使得那些因各種原因而錯過最佳婚配年齡的大齡未婚女性找到適婚對象的難度增加。因此,要揭示東部農村大齡未婚女性被剩下來的微觀機制,需要通過與大城市進行比較,才能剖析東部農村為什么不存在大量大齡未婚男性的社會機理。

    ()東部農村仍具有較強的熟人社會特性

    東部農村較少晚婚晚育的適婚男性,首先與東部農村的熟人社會特性有關。東部農村已實現了全域的城鎮化,縣鄉村一體化程度較高。大部分農民家庭在城鎮購房居住,無論是老一輩農民還是新一代適婚人群都已經實現了生活、就業和消費的城鎮化,新一代適婚人群的社會交往也超出了村莊社區,在學緣、趣緣、業緣及網絡社會中構建自己的交往圈子。但是與大城市相比較,東部一體化的縣鄉村依然屬于熟人社會范疇,具有較強的熟人社會的特質,熟人社會特殊主義的關系網絡、行為邏輯和思維方式還有較大的影響。所以,東部縣鄉村是典型的縣域熟人社會”,它在一定程度上規訓和影響著適婚男性的婚姻觀念和行為,使他們更多在當地認可的正;辇g階段結婚,進而較少出現大齡未婚男青年?h域熟人社會對適婚男性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東部農村本地婚姻要承擔較高的婚姻成本,適婚男性需要父代的支持。本地婚的優點是熟人社會里彼此知根知底,各種關系相互交織使得婚姻相對穩定,也能給男女雙方家庭增加社會資本,婚后小家庭還可以得到雙方父母家庭的支持。因而本地婚偏好成為當地婚姻的基本偏好。但本地婚的缺點是需要承擔較高的婚姻成本,比如上面提到的房子、車子、高檔酒席、大件生活設備等。這些都不是適婚男性憑一己之力能夠實現的,而是需要代際合力。

    適婚男性在進入法定婚齡后既無較大的生產能力又無較高的積蓄能力,其婚姻成本事實上主要由父母承擔。父母在兒子婚齡前就得為其婚姻做準備,由此他們也掌握了兒子婚姻的主導權,兒子的婚事主要由父母操辦。在當地父母的觀念里,一方面盡早給兒子完婚就等于自己盡早完成了人生任務,后面就不再有精神負擔了。另一方面能夠較早地給兒子建()房結婚,說明自己有本事、有能耐,在熟人社會關系圈中也有底氣和面子。那些無法給兒子在本地成婚或者只能給兒子娶外地媳婦的父母,一般被人瞧不起,在村莊中屬于邊緣人物。這樣當地父母就會較早地給兒子準備婚事,他們既會鼓動兒子早點結交女朋友,也會較早地給兒子物色對象。從適婚男性一方來講,由于男性婚配是外娶,婚后還要居住在父母買()的房子里,乃至跟父母一起生活。他們不僅在婚前需要得到父母的支持才能結婚,婚后亦需要父母帶小孩及資源輸入。由是在代際關系上,子代對父代的依賴性較強而自主性較弱,在婚姻上子代會更多遵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會較早地結婚、成家和生育。

    相比較而言,大城市里的適婚男性,很大一部分是因考學或工作而從外地進城,屬于典型的進城一代。他們的父母一方面無法承擔他們在大城市結婚的高額成本,特別是難以支付買房的巨額費用,對子代婚姻的支配權較小,使得子代自己的決定權較大。另一方面,其父母仍然長期居住在原戶籍地,而較少會搬進大城市與子代共同生活,因此對子代婚姻影響力較小。他們給子代施以的婚姻壓力也因傳輸距離遠而變弱,且施以壓力的次數有限。父代只有在子代結婚有孩子后才作為老漂族進入子代生活的城市照顧孫輩及子代生活(陳輝,2018;鄭祁,2017)。進城一代在生活和婚姻上的自主性較強,也就有可能自主地推遲婚配。

    二是適婚男性在縣域熟人社會還要參與父母和親屬管理的社會活動空間,并受其影響。適婚男性雖然有自己的交往圈子,但是受制于縣域熟人社會的時空條件,他們會較多地參與該地域內初級群體關系及其相關活動,從而受到初級群體關系結構的規訓和制約。一方面,初級群體關系容易介入適婚男性的婚姻。在初級群體內部,相互之間會在子代婚姻上相互比較和競爭,從而給予適婚男性父母以壓力,迫使父母在子代婚姻上給子代施加更大的壓力。親朋好友也會直接給適婚男性以壓力,典型的如經常嘮叨、詢問婚戀情況,使到了年齡而不談戀愛、結婚的適婚男性在初級群體中沒有政治正確性。初級群體是熟人社會傳統觀念的維護者和傳承者,他們認為子代不早點結婚或者拖著故意不結婚,是對父母的不孝,這樣會讓父母承受較大的精神負擔,使得他們不能安心享福。適婚男性要背負較大的道德壓力,從而迫使他們更早地戀愛和結婚。另一方面,初級群體關系也是適婚男性尋找對象的支持力量,他們會通過各種關系和渠道為適婚男性搜尋、介紹婚戀對象,節省了適婚男性大量的婚姻搜尋成本。熟人社會內部的牽線搭橋也較為容易形成婚配關系。這些都增加了東部農村適婚男性較早完成婚配的可能性。

    相反,在大城市,大部分適婚男子進入的是一個陌生人社會,遠離熟人社會的初級群體。他們工作的次級群體對他們的婚戀情況不那么感興趣,初級群體對他們的婚姻事宜又鞭長莫及。如此,他們既感受不到來自身邊群體的婚姻壓力,又得不到初級群體關系的支持。這些都會迫使他們的婚配時間往后推遲。

    三是在縣域熟人社會內部,“男大當婚”“頂門戶”“傳姓氏”“傳宗接代等價值觀念依然較強。雖然東部農村市場經濟發達,社會空間開放程度較高,但是在縣域熟人社會內部,農村傳統的價值理念依然有較大的存在空間。尤其是在農民企業家、上層農民圈子里,財產的姓氏繼承觀念更強,他們更希望子代早點結婚給自己生育孫輩繼承人(何紹輝,2019)。

    ()父代支持網絡使得子代可以邊成家邊立業

    從縣鄉村進入大城市的進城一代適婚男性,他們在陌生的城市缺少父代及其社會網絡的支持,只能通過自己的拼搏才能在城市立足,這樣很可能會推遲他們的婚姻。進城一代需要在大城市創業”,有一定經濟社會基礎之后才能結婚成家。立業是結婚成家的前提和基礎。在大城市創業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事業上的成功,即要在工作單位上立足,站穩腳跟,取得好業績,獲得領導的認可,甚至能夠被提拔為單位骨干或單位中層領導。二是構筑自己在單位和本領域內高質量的社會關系網絡,使自己的事業及個人生活能夠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三是獲得更多的經濟回報,以在城市買房、購車等,獲取基本的生活資料。進城一代必須付出較多的時間和精力在大城市扎根,使得他們難以抽身去搜尋婚配對象,婚姻之事在很大程度上會被推遲。房子、車子是結婚成家的必備物質條件,要滿足這些條件需以事業的成功為基礎,“進城一代適婚男性必須先奔事業再論婚嫁”,他們中大部分人因此成為城市的大齡未婚男性。當然,他們成為大齡未婚男性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一般學歷都較高,學業本身就已經推遲了他們的婚配年齡。

    進城一代先立業再成家相比,東部農村的適婚男性可以做到邊成家邊立業。首先他們沒有在城鎮立足的問題;诟篙叺姆e累和支持,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可以在當地縣城或集鎮上購買房子,以便用于結婚、工作和小孩上學居住。再不濟他們的父輩也可以在農村老家給他們修建一幢房子,在東部城鄉一體化程度較高及公共交通發達的情況下,他們可以居住在村里而在城鎮里工作。通過調查了我們解到,浙江G鎮的大部分上層農民都在城鎮有商品房,在村里建造了高檔別墅,有的還在地級市和省會城市購置了商品房。大部分中層農戶都在縣城或集鎮購置了商品房及在農村有兩三層高的樓房。下層農戶則多數在村里有樓房,有的通過代際合力在集鎮購買了商品房。江蘇W鎮的中層農戶一般都會在縣城和集鎮分別購置商品房,縣城的商品房用于子代結婚、孫輩上學,集鎮的商品房用于自己或子代就近工作居住,村里的樓房則出租給外地的農民工。

    其次是子代在縣域內工作和生活,可以繼承父代的社會關系網絡并在其中獲得社會支持。父代的社會關系網絡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父代的初級社會關系網絡,也就是親朋好友等強關系,這些社會關系散落在縣域各個領域,在子代需要的時候可以給予及時的社會支持;另一個是父代所經營的弱關系。弱關系的性質是異質性較強、同質性較弱,相互之間可以進行異質資源的交換。東部農村的農民一般通過擴大自己的人情圈來構建弱關系(陳柏峰,2011)。用當地農民企業家的話來說就是這些弱關系說不定哪天就用上了”,經營弱關系意在養兵千日用兵一時。

    社會關系具有生產性和生活性兩個特性,越是處在社會結構上層的農民,其社會關系的生產性越強,能夠再生產出其他的資源,而底層社會關系的生產性則相對較弱。因此,東部農村上層的農戶善于經營自己的社會關系網絡,并將其傳遞給子代。比如浙江G鎮的二代農民企業家之間聯系緊密,其內部稱自己是創二代”,他們有自己經常性、制度性的聯誼方式,在經營活動和社會關系上相互支持(楊華、袁松,2018)。

    最后是東部農村的適婚男性在工作事業上由于得到父代及其社會關系的支持,他們無需再經歷父代及進城一代創業過程。同進城一代相比,他們在事業上獲得同樣的成就,但所需要付出的時間和精力卻要少得多。

    歸結起來,在縣域范圍內由于有父代支持網絡的支持,東部農村的適婚男性可以邊成家邊立業”,成家立業兩不誤。他們可以在當地普遍認可的年齡段結婚,不會因為創業而拖延結婚時間。

    ()傳統的婚姻邏輯

    以上論證了東部農村較少有大齡未婚男性存在,使得大齡未婚女性難以找到婚配對象。然而,在東部農村,由于適婚女性資源豐富,即便有少量大齡未婚男性存在,他們在傳統婚姻觀念的支配下也不會輕易選擇大齡未婚女性。

    在傳統農村婚姻觀念中,婚配匹配模式一般是男高女低男女同質。這兩種婚配模式指引適婚男性尋找階層地位較自己低、年齡較自己小、經濟收入較自己少、工作崗位較自己差、教育程度較自己低,或是各方面條件相當的適婚女性婚配。對大齡未婚男性而言,如果適婚男女性別比相當或較高,他們可能會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選擇符合上述條件的大齡未婚女性婚配。但在東部農村適婚女性充裕乃至富余的情況下,他們會在符合上述條件的女性中,對年齡和相貌提出更高的要求,會刻意尋找年輕貌美的適婚女性。

    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下,上層大齡未婚女性的婚配更為困難,因為上層的大齡未婚男性可以找中下層、年輕漂亮的適婚女性結婚。甚至下層的大齡未婚男性也不會輕易找各方面條件相當或較自己低的大齡未婚女性結婚,因為他們完全可以與年輕漂亮的外來打工女性結婚。20世紀90年代,當地四十多歲的大齡未婚男性還能找到小自己上十歲的適婚女性結婚。而在中西部農村,適婚男性過了25歲還沒有結婚就被人認為是光棍”,過了28歲基本上就難以成婚了。

    四、適婚女性角度:向上流動競爭與大齡未婚女性婚配困難

    較之于東部農村適婚男性,東部適婚女性的婚姻自主權要高一些。這一方面是因為農村女性地位普遍提高,婚姻自主已經在農村獲得普遍認可,父母不再直接干預或強行安排女兒的婚事。另一方面,適婚女性是外嫁,外嫁可以在父母不支付高額婚姻成本的情況下實現,外嫁女婚后也不與娘家父母同居共財,適婚女性對父母的依賴性較弱。在適婚女性婚姻自主的條件下,她們會更多地按照自己的主觀意志和偏好選擇婚戀對象。站在適婚女性角度,她們找對象的標準是女低男高男女同質”,尤其是在年齡、階層地位、工作崗位等方面要較自己或者差不多”;同時希望男方長得高大帥氣。高富帥是她們找對象的基本標準,那些無法在適齡階段找到符合該標準對象的女性就會成為大齡未婚女性。

    下面從當地女性希望通過婚姻實現階層地位躍升和找到工作崗位較自己好的適婚男性兩個角度,來討論東部大齡未婚女性婚配困難的微觀機制。

    ()階層競爭與適婚女性通過婚姻實現階層地位躍升

    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下,適婚女性可以通過婚姻實現家庭、階層地位的向上走。相比之下適婚男性則難以通過這一渠道向上流動。在中西部農村,農民家庭的經濟分化不大,在農村本地通婚只意味著平行流動,適婚女性只有嫁入城鎮或東部農村才被看作是向上走。在東部農村,由于農民家庭之間的經濟社會分層較為顯著,中下層家庭的適婚女性可以通過婚姻向中上層、上層家庭流動,實現階層地位的躍升(王曉慧、劉燕舞,2017)。

    東部農村開放較早,市場經濟發展較快,非農就業機會較多,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農民家庭的經濟收入分化較大。不同階層農民因經濟分化而帶來思想觀念、消費水平、行為邏輯、思維方式、社會關系等方面的較大差異,農民階層之間的界線逐漸顯現化,社會交往也不斷圈層化乃至區隔化(羅興佐,2018)。但是由于農民家庭之間分化的時間并不長,只是在最近三十多年、一代人的時間內才出現較大的分化,因此農民之間的關系并沒有完全理性化和陌生化,上層農民仍參與村莊的人情往來和價值生產,下層農民對自身家庭和階層地位也沒有完全認命。因此,農民家庭之間的相互比較與競爭較為激烈,上層農民家庭希望維持自己的社會地位,進一步拉開與中層、下層家庭之間的距離,而中下層農民家庭則希圖通過努力追趕上中上層,至少在表面上看上去跟他們不差。

    農民家庭之間在諸如購房、建別墅、辦酒席、買豪車、置嫁妝、旅游購物、消費聚會等一些顯示度較高的事項上展開了激烈競爭(袁松,2018)。上層農民經濟實力雄厚,他們引領村莊消費競爭,不斷刷新和推高競爭標準,中層農民尚能通過努力勉強達到上層的消費標準,下層農民則無論怎么努力都無法達到,只能望洋興嘆。由于村莊的價值標準具有一致性和不可逃逸性,在村莊比較和競爭中獲勝者會得到人們的稱贊,在村莊中獲得較高的地位和聲望,而沒有達到村莊價值標準的人則難以獲得其他農民的認可,乃至被村莊主流社會邊緣化。上層農民還通過操縱村級選舉壟斷村莊政治權力,在村莊資源的再分配上排斥下層農民。為此,中層、下層農民鑒于自身經濟地位而對向上流動具有較大的緊迫性和焦慮感,他們甚至通過過度剝削自身勞動力如打幾份工,來獲取更多的家庭經濟收入、推動子代家庭過上城鎮中產階級的生活。

    在婚姻上,上層農民希望自己的女兒跟同階層的適婚男性結婚,這樣不僅能夠保證家庭的階層地位,還能夠通過強強聯合推動家庭經濟條件的發展。同質性婚姻在東部農村上層家庭中越來越顯著(李煜,2011;齊亞強、朱建林,2012)。中層和下層的適婚女性則寄望于同上層適婚男性通婚以實現向上流動,更新自己的階層地位。尤其是來自下層農戶的適婚女性,由于她們在下層家庭中受夠了來自其他階層農民的歧視、壓制和排斥,而其家庭本身又無法支撐其翻身,她們通過婚姻來改變社會地位的愿望就更為強烈和迫切。

    如此,一方面,在東部農村各階層的適婚女性都有與上層適婚男性婚配的意愿,上層適婚男性在當地婚姻市場中成為稀缺緊俏的資源,東部農村適婚女性需要通過競爭來分配上層適婚男性資源。從調查來看,東部農村上層家庭只占當地農戶5-10%的比例,較高的也只在10%左右,因此該階層的適婚男性資源十分有限,這必然導致競爭激烈,使得只有條件足夠好的適婚女性才能獲得上層適婚男性的青睞。適婚女性的條件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其家庭條件,二是其個體條件。家庭條件有優勢的只有來自上層家庭的適婚女性,她們在競爭中占有先天優勢,其他階層的適婚女性只有在個體條件上下功夫,包括獲得更好()的學歷、占據更優質的工作崗位,以及使自己更漂亮、更有魅力等。條件好的適婚女性容易在競爭中取勝。另一方面,伴隨著東部農村經濟社會的分化,階層之間的競爭加劇,社會階層固化的跡象越來越明顯,上層在婚姻上強強聯合的觀念也越來越強。在階層競爭的壓力下,上層家庭的適婚男性在原則上會更青睞于上層適婚女性,給中層、下層適婚女性留下的空間愈發狹窄。

    當然,在競爭中并不是只有中下層適婚女性會失敗,上層的適婚女性也可能因為個體的原因被剩下來。如上層的適婚女性足夠優秀,外表漂亮、學歷高、工作崗位好等,這就會使得她們對婚配對象的要求更高。在男高女低的婚配觀念下,上層適婚男性很可能對這些條件好、要求高、外表冷的上層女性望而卻步,轉而到中下層跟年齡小、長相好的適婚女性結婚。如此,上層家庭的白富美也很可能在左挑右選中被剩下來。

    ()縣域社會上層崗位少使得適婚女性婚配選擇空間小

    在社會分層中,工作單位及崗位的優劣與收入多少、地位高低成正比。職業及其性質是社會分層的重要標準(吳愈曉、吳曉剛,2009)。有的工作單位及崗位被認為是優質和有較大上升空間的崗位,占據這些崗位的人被認為是在社會上有面子和有地位的人;而有的工作單位及其崗位則相反。一個地方被認為是上層社會的單位及崗位越多,那么占據這些崗位的適婚男性也越多,適婚女性找上層適婚男性婚配的空間也越大。反之則小。

    在東部農村,被認為是比較典型的屬于上層社會的工作崗位是黨政機關公務員崗位。在當地,公務員被認為是有地位、有權力、有優質社會關系、有較多福利、有較大上升空間的工作崗位。公務員所在單位在黨政體制中權力越大、地位越高,其在當地的社會地位也越高。與公務員崗位相類似的,還有國有企業工作崗位、大型民營企業中高層管理崗位、民企高層管理崗位、銀行金融機構工作崗位、大型醫院工作崗位、高校工作崗位、縣城優質中小學管理崗位、縣一中教師崗位等。這些工作崗位被認為擁有某些方面的權力、市場、技術及社會關系資源等。而普通中小學老師、普通醫院的工作人員、中小企業工作人員、政府企事業單位非在編人員等都不在占據上層崗位的人員之列。

    調查了解到,在東部農村占據上層社會的人有以下幾個來源:一是當地縣域范圍內上層社會的子女,這些家庭有較大的能力和較多的資源讓其子女占據這些崗位;二是當地中下層農戶家庭的子女,他們升學后獲得較高學歷通過競爭而占據這些崗位;三是外地大學生到當地就業占據這些崗位。就政府公務員而言,由于需要與當地群眾直接打交道,東部地區更傾向于招收本地籍報考人員。因此,當地年輕公務員中本地人較多,其婚配受當地熟人社會的影響較大。

    雖然東部農村私營經濟發達,人口相對密集,外地流入人口占比越來越高,但從總體來看,當地縣鄉村仍然屬于縣域范疇,上層的單位及崗位偏少,較多的是個體工商經營戶、小企業、小單位。譬如,政府機構的級別不高、配置不齊,公務員崗位不多;大型國企和大型民營企業較少,本地大型企業的駐地一般在地級市及省會城市;事業單位少且級別不高,如大型醫院不多、縣域范圍一般沒有大專院校、也較少金融機構等。由此,當地上層崗位的適婚男性較為稀缺,給予當地適婚女性及其家庭挑選如意郎君金龜婿的空間也較小。這種局面,一是對當地在非上層崗位上就業的適婚女性來說,會給她們尋找上層崗位上的適婚男性婚配帶來困難;二是對本身就占據上層崗位的適婚女性來說,要想找到跟她們工作單位及崗位相當或更好的適婚男性就更為困難。

    與武漢、杭州、南京等大城市相比較,可以更容易地理解東部農村因上層崗位稀缺而帶來的對當地適婚女性的婚姻擠壓。比如,在武漢,僅各類大專院校就有89所之多,還有省重點中學24,市重點中學有25;武漢市有醫保定點報銷醫院302,其中三甲醫院就有35家。據不完全統計,武漢有銷售額在5億以上的國企53,還有大批大型民營企業和高新科技企業;武漢的黨政機關較為齊全,還有省直黨政機關單位、國家機關駐武漢辦事處等;武漢有大量的大型事業單位、金融機構、社會組織等,等等。這些被認為是上層社會的單位,有著大量的工作崗位,從而使當地婚姻市場中的上層適婚男性充裕,可供適婚女性選擇的空間較大。并且,這些崗位中的大量適婚男性是進城一代”,許多人都是奔事業的大齡未婚男性。因此,在武漢等大城市,即便是上層崗位上的大齡未婚女性,也較為容易找到跟她們年齡、工作崗位相當或更好的大齡未婚男性結婚。

    五、結論與討論

    綜合上文,在大城市,一方面有大量的上層社會單位和崗位存在,能夠吸納大量的適婚男性,這為高學歷、高收入適婚女性提供了較大的擇偶空間。另一方面這些適婚男性有很大一部分是進城一代”,老家熟人社會的影響較小,他們進城后需要先立業再成家”,從而容易使他們熬成大齡未婚男性,這也為大城市里的大齡未婚女性留下了較大的婚配空間。相反,在東部農村,相對于其婚姻市場上較充裕的適婚女性而言,大齡未婚男性數量少,而大齡未婚上層男性數量就更少,這必然會給當地適婚女性帶來婚配困難,而期望與上層適婚男性通婚的適婚女性的婚配就更困難。

    中國農村區域發展不平衡,帶來了中西部農村適婚女性資源向東部農村的單向流動,溢出了兩個顯著的社會后果,一個是推高了中西部農村的適婚性別比,加劇了該地區適婚男性婚配的困難,造成該地區大量的光棍現象;另一個是稀釋了東部農村原本高企的適婚性別比,使其婚姻市場上的適婚女性資源較為充裕,而適婚男性較為稀缺,給當地適婚女性的婚配帶來困難。從適婚女性的角度來看,婚姻梯度擠壓所擠壓的是東部農村的適婚女性。在東部農村內部,適婚男性被嵌入到縣域熟人社會中,受熟人社會的婚戀觀念、行為邏輯及父代支持網絡的影響較大,使得當地適婚男性一方面婚姻自主性較弱,另一方面可以邊立業邊成家。因而,適婚男性會較多地在當地普遍認可的婚齡內結婚,從而使當地大齡未婚女性的婚配空間較當地適婚女性更小。

    東部農村家庭之間的分化較大,社會的階層分立較為明顯,處在中下層的農民家庭向上流動的競爭非常激烈。在婚姻競爭上,上層家庭的女性需要在本階層內找對象,而中層和下層家庭則希望通過締結婚姻以實現階層地位的躍升。東部農村向上的婚姻流動有兩種渠道:一是中下層適婚女性與當地上層家庭的適婚男性結婚;二是中下層適婚女性與占據當地上層工作崗位的適婚男性婚配。

    然而,東部農村一方面上層家庭數量相對較少,出自該階層的適婚男性也相對較少,另一方面東部縣域范圍內雖然經濟社會較為發達,城鄉一體化程度較高,但終究不是大城市,其優質資源相對較少,屬于上層社會的工作單位及其崗位稀缺,占據這些上層崗位的適婚男性也相應稀少。在上、中、下三個階層的適婚女性都要競爭上層家庭及占據上層崗位的適婚男性資源的情況下,上層適婚男性資源的稀缺性更為突出,競爭也更為激烈。

    東部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發達,適婚女性能夠在當地城鎮充分就業,她們一般不愿意流動到外地及大城市。這使得她們必然會遭遇到外地流入適婚女性的強烈競爭,從而成為被婚姻擠壓的對象。東部農村大齡未婚女性要想突破自身的婚配困境,唯一的途徑就是流動起來,參與到全國婚姻市場的競爭。全國婚姻市場的基本態勢是適婚男女性別比高,適婚女性占據婚姻的賣方市場,選擇空間相對較大。

     

  • 責任編輯:w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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