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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建設與精準扶貧——基于農民消費結構的分析

     

    夏冬  夏柱智

     

    [摘 要]文化建設是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農村精準扶貧的重要路徑之一。引入文化貧困理論,發現農民日益增長的消費構成了農民“相對貧困”的重要原因,這又和農村文化風俗有關。具體表現在農村人情、彩禮及住房等領域,農村熟人社會內部日益異化的面子競爭驅動農戶收支失衡和農戶貧困的再生產。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政府應當以文化建設來應對文化貧困,有效路徑是支持農民建立理事會組織,制定村規民約,提倡移風易俗,引導農民建立合理的消費方式。

    [關鍵詞]精準扶貧 鄉村振興消費結構 面子競爭 文化建設 

    一、研究背景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農村的扶貧事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黨的十九大適時地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精準扶貧內含其中。未來三年如何精準扶貧和精準脫貧仍然是重要的政治任務。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貧困治理思想,精準扶貧的前提是精準識別,找到貧困的原因。從目前來看,相關研究最為關注農民增收,即從農民收入偏低出發,提出促進農民增收的政策。在政策上,增收思路聚焦于通過產業扶貧或開發式扶貧增加農民收入[1]。相對于“輸血式扶貧”,產業扶貧是“造血式扶貧”,是提高貧困地區自我發展能力的根本舉措,能促進貧困地區農戶長期穩定增收[2][3]。產業扶貧一直是扶貧政策的核心,為此,農業部等九部門專門出臺了《貧困地區發展特色產業促進精準脫貧指導意見》,對發展什么樣的特色產業及如何發展特色產業進行頂層設計。

    在增收思路之外,一些社會學者提出了較新穎的“減支”思路,不可忽視。這一思路指出在農民收入增長有限的條件下,通過“減支”緩解農民貧困處境[4]。從類型上劃分,有兩種不同的減支:一是公共服務層面的減支。在過去十多年里,國家以反哺型的社會政策減少農民教育、醫療及公共品方面的支出,大力去商品化,取得了重要進步[5]。二是生活支出層面的減支,如果能有效地節約開支,那么農村貧困也能大大緩解。生活支出不僅受收入水平,而且受農村文化體系的影響。相對于前者,后者得到的關注偏少,相關治理對策更少,有很大的研究開拓空間。結合田野調查,我們發現由于生活方式等社會文化原因,農民的支出增長速度過快超過收入增長,農民收支結構愈發失衡,農戶感受到沉重的消費壓力,形成了與收入型貧困相對的“消費性貧困”或者說“支出型貧困”。針對這一類貧困,單純的產業扶貧意義不大[6]。這時,國家扶貧政策就應當通過積極的文化建設引導農民改變生活方式,達到優化消費結構,減不合理支出的目的。正好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了相關的政策建議,“遏制大操大辦、厚葬薄養、人情攀比等陳規陋習!毕挛氖紫染屠碚摽蚣茏鞒鼋榻B,“文化貧困理論”是本文主要的理論資源;其次就農村生活方式的不合理導致的農民支出增長過快原因和后果進行分析;三是結合地方實踐,從精準扶貧的角度,提出如何加強農村文化建設的政策建議。

    二、文化貧困論及運用

    本文把視角轉向文化貧困理論的理由是:相對于注重分析農民收入和農民階層地位的結構貧困理論,文化貧困論重視對生活方式所反映的文化價值觀和農民貧困之間關聯機制分析,大大拓展了單一的經濟解釋思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反貧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農村的貧困性質發生了根本性變遷。從總體上來看,工業化和城鎮化背景下,傳統小農經濟條件下的農民絕對貧困已經基本解決,目前農村貧困的性質是“相對貧困”,指的是基本衣食滿足之外的社會文化層面得不到滿足的一種貧困狀態。這種貧困更多是宏觀上、難以短期改變的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7][8]。這主要表現在當前中國農民收入結構已經與八九十年代的幾乎純農業經濟有根本不同。具體到每一個農民家庭,則是形成典型的以家庭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農村經濟新格局[9]。年輕勞動力外出務工,年老勞動力在村務農,務工收入和務農收入提高了農民收入水平[10]。雖然農民的收入仍然相對偏低,然而相對于傳統農民,當前農民史無前例地獲得大額的現金收入,處于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在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條件下,一個正常家庭2個勞動力在外務工,按照一個月獲得3000元的平均工資,工作10個月,一年獲得的毛收入能達到6萬元以上,扣除在城市消費部分,能帶回農村的純收入達到3萬元。也就是說按照當前農村貧困線,那么只要有一個家庭勞動力外出務工,其家庭收入就遠遠超過這一貧困線。因此當前農村的貧困戶基本上是缺乏勞動力的病殘戶,他們需要依賴國家最低生活保障來度過經濟周期,直到恢復正常的家庭經濟周期。

    在“相對貧困”的背景下,對貧困的考察就不應當止于如何促進農民收入增長,而應當多加關注農民消費。前者是宏觀經濟問題,在城鄉二元結構長期存在時,農民作為整體就必然相對地處于經濟社會邊緣的處境,不可能在短期內根本改變;后者則是文化問題,是農民生活方式的問題。這意味著政府可通過文化建設的方式改造不合理的生活方式及價值觀念,改善農民日益邊緣的處境。為此本文引入文化貧困理論!拔幕毨А崩碚撌窍鄬τ凇敖Y構貧困”理論而言的。學界區分了兩種貧困理論,用于分析農民在經濟社會結構中的邊緣位置。狹義來看,文化體現為人們的一整套生活方式。文化貧困論認為,經濟結構及制度安排是解釋特定群體貧困的重要理論,然而不應當把貧困的全部原因歸結為外部結構,貧困群體本身的文化也是原因之一[11]。其最早的提倡者是美國人類學家劉易斯,他在田野研究中提出“貧困文化”概念,貧困文化是貧困階層特有的一種生活方式。窮人之所以貧困和其所有擁有的文化——貧困文化——有關[12]。已經有一些學者應用“文化貧困”的概念和理論對農村貧困類型、表現及對策進行初步的經驗研究[13][14],但是總體來說相關研究還不多,對文化意義的農民消費方式和農民貧困之間的微觀機制關系的實證研究。

    文化貧困論的研究視角,把農民消費結構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它首先要求抓住影響農民消費方式的文化體系的主要方面。我們指出農村熟人社會內部社會競爭規則的變遷是解釋的因素。熟人社會是人們親密互動形成的社會[15]。在熟人社會中,不僅信息對稱,而且有地方性共識,地方性共識包括價值和規范,是農民行為的釋義系統和規范系統,由其形塑了農民的“鄉土邏輯”[16]。熟人社會對農民消費方式最根本的影響是把消費從物質性的轉為社會性的。同時為了維系社會秩序,熟人社會的地方性規范把社會競爭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在城市和鄉村相對分割的制度安排背景下,農村熟人社會較為穩定,地方性共識強有力地存在,農民社會交往的規則相對穩定。農民外出務工背景下,農民流動和農民分化增加,傳統價值觀不斷被沖擊,農村熟人社會及地方性共識價值開始瓦解,形成“半熟人社會”[17]。農民可能還依然如過去一樣相互熟悉,然而他們之間并不相互了解,他們就只有通過“面子競爭”的方式獲得認可。在缺乏地方性規范制約下,面子競爭從“名”到“實”完全異化,社會交往缺乏基本原則和秩序。這對農村傳統的生活方式造成嚴重的沖擊。

    三、“消費性貧困”的形成及后果

    當前農村的貧困主要是文化性貧困,表現為由于生活方式及價值觀念等文化層面的不合理,農民收入不斷增長的同時,農民不合理的支出也在快速上漲,收支結構日益失衡,農戶感受到沉重的經濟壓力,形成我們所說的“消費性貧困”。這種貧困是人人所不愿意忍受的,人人卻難以從中逃脫,這源于特定鄉村社會結構中形成的面子競爭及籠罩性價值。從全國田野調查的資料出發,我們對農民感到經濟壓力最大的三個領域——人情、彩禮和住房逐一進行分析。

    (一)人情——沒有贏家的“人情債”

    人情是維持人與人關系的一種文化機制。維持一定的人情關系圈對于農民生產生活秩序的維持有巨大的正功能。在人情的互惠機制下,人們可以將伴隨著生命周期變化而來的辦大事的經濟壓力,較為均勻地分布到日常生活中。人情及伴隨的社會儀式性的交往是維護社會團結的日常機制。在正常的人情交往中,附著在人情上的禮金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背后人情交往中相互期待的很多道德責任和義務,增加了人們的社會資本。不過在諸多地區,由于農民流動性和村莊開放性程度的增加,維持正常人情秩序的地方性共識正在瓦解,許多地區人情交往已經異化,人情禮金及儀式花費成為農民沉重的負擔。這尤其表現在中部原子化地區,由于缺乏結構性力量的制約,農村人情異化程度最為嚴重,農村出現了利用辦酒席賺錢的“功利性人情”現象[18]。

    人情本身是農民合理的負擔,有重要的功能,異化的人情則構成農民沉重的負擔 [19]。這表現為人情名目越來越多,人情禮金越來越高,幾乎家家戶戶卷入這個惡性循環之中。我們在湖北省恩施山區農村調查發現,農民家庭一年務工收入僅為3萬元,但是送出去的人情錢就達到1萬元以上。這些送出去的錢名義上是可以收回的,然而隨著酒席檔次從幾十元到數百元到上千元不斷提高,農民的人情支出大多浪費在酒席上,吃喝浪費掉了。恩施山區的一個農民深有體會地說:“賺了100元,用150元結交朋友。和我有人情往來的有160多戶,其中大部分是不相干的人(鄰居和朋友),我為了一個面子湊個熱鬧。如果不去,會被說‘小氣’、‘摳門’、‘不結交人’” 。這種輿論壓力下,農民即使沒有錢也要借錢送人情。

    在一些地區,人情往來越來越缺乏規則秩序,可辦酒的項目多達20種以上,按照當地干部和群眾的說法,“整無事酒”的比重很大;在一些地區,酒席及儀式越來越隆重,農民把酒席放在城鎮中去辦,又請來歌舞表演,又做“拱”和“氣球”,酒席成本上漲推高了禮金水平,從之前的一次幾十元上升到現在的一次幾百元。在農村熟人社會中,人情交往的秩序是籠罩性的,除非農民徹底脫離農村,否則他就無法從人情交往中拔出。這就造成了人人都詬病人情壓力大,同時又都在爭相卷入其中辦酒席,試圖把送出去的人情錢收回來,減少損失。最后每個人在人情交往中都是虧本的。我們搜集了一個農戶的人情賬本說明了這一點。在湖北中部農村的某農戶,一個農戶在2001-201616年間,辦過的宴席共計6次,人情往來上的凈收入不到5萬元,16年用于人情交往的總支出超過10萬元。從2014年來,該農戶每年人情開支超過1萬元,而其一年純收入不過2萬元[20]。在人情壓力下,經濟貧困的農戶不得不借債送人情,有的貧困戶干脆退出人情交往。

    (二)彩禮——高額彩禮導致“因婚致貧”

    彩禮是指男女雙方在訂婚和結婚時,由男方支付給女方的財物。農村的倫理文化中,父母基本的人生任務是為子女娶妻。八十年代以來,雖然婚姻自由基本實現,婚姻不再由父母包辦,然而父母仍然需要為兒子結婚準備必要的物質條件,最基本的條件是彩禮。

    不同地區彩禮性質不同。華北農村的彩禮是女方父母通過婚姻轉移男方父母財富的財產轉移方式,轉移的財產由女兒帶到男方,是一種“代際剝削”。華南農村的彩禮則是男方父母補償女方父母的一種財產轉移方式,彩禮由女方父母掌握,主要用于男方家庭,并不隨著女兒出嫁而帶到男方[21]。兩個地區彩禮歸屬主體不同,不過其共同特征是婚姻市場的激烈競爭導致女方要價攀高。且越是貧困的地區,女性資源越向外流出,彩禮價格越高,給男方父母造成極高的經濟壓力。彩禮上漲的主要原因是社會競爭。我們在農村調查發現,當前農村婚姻交換中存在面子問題和攀比心理,村民認為彩禮象征著女兒的身價,彩禮高說明女兒體面,被人家瞧得起,因此女方都會向男方索取高額的彩禮。激烈的面子競爭導致村民之間互相攀比,彩禮越要越高,使得彩禮進入了一個惡性競爭的怪圈。由于為子女操心結婚,父母擔心兒子娶不到媳婦,再多的彩禮也愿意承擔,許多農村家庭到處借貸,形成“因婚致貧”的局面。在豫東農村,我們發現有“生二個兒子哭一場”的說法,因為父母在現在條件下要為二個兒子操心結婚需要花費上百萬元,這是天文數字,農民不得不整日忍受經濟和精神壓力。我們在贛南于都地區調查,我們發現近5年彩禮急劇上漲,彩禮達到20萬元以上,因此就有人就將生有四個女兒的父母稱之為“百萬富翁”,意思是四個女兒所換回的彩禮達到近100萬元。在高彩禮驅動下,有的貧困家庭只好找外地媳婦,省下了大筆彩禮錢,然而外地媳婦并不穩定。而更多的貧困家庭,因支付不起高額彩禮,成為農村最底層的光棍,光棍成為當代農村最嚴重的問題。

    (三)建房——非理性的建房競爭

    全國各地調查發現,在越來越多的農村,男子結婚的基本的條件是在農村建一棟像樣的新房,新房的產權歸小家庭所有。建房成為父母最重的負擔[22]。在熟人社會的社會競爭驅動下,為了能在村莊中獲得體面地位,農村建房三十多年來不斷翻新和改造,農民建房費用越來越高。

    以鄂東某縣農村為例。該地農村是貧困山區,農村人多地少,自九十年代以來,農民家庭主要依賴外出務工獲得收入,家庭純收入水平在3萬元左右。農民務工賺到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更新住房。在過去三十多年,農村住房更換了三次:1980年代農村家庭承包制推行,農民收入提高,農民把過去的土房換成磚瓦房;務工潮興起九十年代中后期,農民普遍把磚瓦房換成二層樓房;在最近10年,農民開始流行新式的鋼筋混凝土樓房。房屋層數最低是3層,在主要公路邊的農民住房甚至達到了5層,這構成農民沉重的經濟負擔。隨著材料和人工費用上漲,目前最普通的一棟3層房屋毛坯房至少需要花20萬元,簡單裝修下來共計花費30萬元。按照目前農民家庭純收入來計,僅建房就耗去農民家庭10年外出務工儲蓄下來的純收入,可以說農民一輩子耗在建房上了。

    農民建設高大的樓房并不能完全根據居住需求來解釋,也并不是因為農民富有,而是由于農村內部的文化潮流。農民普遍認為房子是經濟社會地位的象征。農民采用神秘的風水文化來解釋,“至少要跟別人一樣高,房子矮了財運和人運都被別人蓋過了、壓住了”。風水話語背后是村莊內部的面子競爭。在村莊這種熟人社會的圈子里,大家經濟條件差不多,臉面很重要,農民都不愿意比別人差,這體現在建房標準上。即使借款,農民也要把房子修得高大,達到至少三層樓房的標準。即使房子內部是空的,沒有任何裝修,外墻也要做得足夠漂亮。因此當地鄉鎮干部認為農民建房是非理性的,“人不窮,建房把人建窮了”,提出要改變農民貧困需要從改變農民不合理的建房觀念開始。

    (四)小結:農民消費結構失衡及貧困的“再生產”

    如上所述,在異化的面子競爭觀念主導農村社會時,農民消費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動,越來越偏離農民家庭實用性的需求,成為農民經濟壓力和農民貧困“再生產”的主要原因。

    設一個家庭生命周期25年,按照目前的收入水平,農民家庭務工純收入為3*25=75萬元。這些純收入是家庭大額現金收入,按照當前農戶消費結構,其中人情支出至少為10萬元(送出去的禮金減去收回的禮金),彩禮支出為10萬元(假定僅有1個兒子),建房支出為30萬元,這三項支出一共50萬元,占去農民收入的絕大部分。從歷史比較中,曾有學者通過研究得出結論:稅費改革之前,國家稅費是農民負擔重和農民貧困的重要原因。稅費改革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然而另一種更具有社會分化效應的“消費性負擔”對農民造成更重的壓力,更無力逃脫,除非農民自甘邊緣化,甘于說不起話,做不起人的處境[23]。

    在農民收入一定的條件下,農民在人情、彩禮及建房等消費層面支出過大,就會擠壓保證農民生計可持續性及提升農民子女人力資本的支出。這些支出領域包括教育、醫療及社會保險。比如農村調查普遍發現,農民認為子女可以不上學,得病可以不醫治,人情不能不參與,借債也要送人情。這顯示在農村籠罩性的文化體系下,農民支出結構不盡合理,農民收入大多沒能投入到教育、醫療及社會保險等更有效率的消費領域。

    以教育為例。學者在扶貧上達成的共識是“教育是最大的扶貧”:是否貧困的決定性因素,在于農民積蓄能否轉換為發展能力,其中一個主要的方面是子女接受教育的程度。[24]不同區域的比較更有說服力。我們在發達地區上海的農村調查發現,農民幾乎不在人情上消費,人情圈限制在很小范圍內,同一個村民組的農戶也不走人情,人情名目限于紅白喜事等。上海農村的父母節衣縮食,積蓄資金為子女在城區購房,盡力爭取到質量更好的城區中小學教育機會。而恰恰相反,貧困的湖北恩施山區農村的人情圈很大,名目很多,農民有接近三分之一的收入用于人情消費。農民愿意耗費每年上萬元來趕人情,而在教育上放任子女。農民放任子女初中畢業后外出務工或甚至連初中也不能上完,忽略了教育是提升人力資本、取得社會流動的最重要的條件。阿馬蒂亞·森曾經提出“能力貧困”的理論,他認為貧困必須被視為基本能力被剝奪,而不僅僅是收入低下[25]。而在中國,目前教育體制和經濟發展為每一個人提供了獲得教育的基本條件,義務教育階段免除學費,高中及大學教育政府提供了大量獎助學金,不存在因貧失學的問題。目前妨礙農民子女接受教育的主要因素是農民主觀上并不重視的原因。對于經濟上還不富裕的農民而言,如果政府引導農民從人情等大額消費這一生活方式中解放出來,把節省下來的數十萬元用于子女教育,那么新生代農民的受教育程度就會高得多,他們就在市場上更有競爭力,從而獲得社會流動的機會。

    四、扶貧政策的路徑選擇:積極的文化建設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理解了當前農民的貧困主要不是收入增長的問題,而是農民生活方式及背后的文化價值觀出了問題。由于農民流動和農村傳統的地方性共識瓦解,僅靠村莊自身難以改變當下的文化價值觀問題。因此在精準扶貧政策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需要重新重視文化建設。

    以文化建設的方式精準扶貧屬于“文化扶貧”的范疇。其主要理念是政府要想根治貧困,必須從貧困的主體——“人”入手,向他們輸入新的文化、知識和價值觀念[26]。在如何進行文化建設的對策建議上,已有研究主要關注政府如何引導農民形成現代化和城市化的新價值觀念,尚未深入農民消費方式這樣微觀的層面,形成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議。我們認為針對當前造成農民貧困的農村內部異化的面子競爭,各地政府要積極地推進文化建設。結合地方實踐,具體路徑是地方政府利用國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有利契機,通過引導農民作為主體形成村莊理事會等自治組織,通過制定村規民約移風易俗,達到改造農民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目的[27]。

    村規民約的核心精神是移風易俗,提倡適度消費,反對鋪張浪費,后者恰恰是農民消費結構中的重要問題。在實踐中,理事會組織通過制定村規民約對農民日常消費標準進行一定程度的規范,對上接應國家和政府提倡的文化意識形態,對下回應大多數農戶的訴求。

    理事會組織成員主要由在村莊的積極分子構成,他們包括兩類群體,一是“中農”階層,指的是在農村從事農副業生產的中青年農民,他們年富力強,通過耕種適度規模的土地獲得中等的收入;二是農村社會的“五老”,包括老干部、老黨員,老教師,老醫生、老工人,他們在農村享有較高的威望,這兩類群體對異化的面子競爭深惡痛絕,有參與文化建設的意愿和能力[28]。村規民約通過一定的“軟規范”改變農民生活方式,減少農戶支出。由于農民增加的純收入可用于教育、社會保障或其它發展性消費,就使得農民收入增加的同時,更因生活方式的改變而增強滿足感。

    村規民約發揮作用的方式包括:利用農村宣傳欄、廣播、文體小廣場等陣地,運用文藝演出、公益廣告等形式,宣傳移風易俗的意義,形成價值共識。以大眾輿論的方式約束農民,對遵守村規民約的農戶進行表彰,對違反村規民約的農戶進行懲罰。有條件時,理事會可以援引法律法規支持村規民約。比如在建房領域,地方政府協助村級組織做好規劃,以新農村或美麗鄉村建設等方式投入資金配套水電路等基礎設施,再結合村民自治方式制定農村建房細則,遏制異化的建房競爭。在有條件的農村,可以經濟利益的方式約束農民,對違反村規民約的農戶在惠農政策及村集體經濟分紅中給予一定的限制?赡苡腥苏f政府的介入可能影響到農民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不過我們需要清醒的是,目前農村文化變遷的自由放任只是導致大多數農民陷入巨大經濟壓力和精神痛苦的“自由”[29]。由于這種“自由”,農民為不合理的生活方式所壓迫,公序良俗喪失殆盡,農民收入快速增長所帶來的福利為諸多不合理的消費方式大大抵消了。各地農民均有試圖改變這種不合理的消費結構和生活方式的愿望,而僅僅是自力難以改變。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背景下,各級政府有必要引導農民組織起來恢復合理的生活方式,建立農村文化的主體性,從而達到文化層面精準扶貧的目標。

    五、結語

    精準扶貧是黨中央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前提,需要研究者提供智力支持。相對于從生產和收入角度理解農村貧困的類型及提出扶貧政策,本文引入文化貧困理論,從農民生活支出的角度分析農民貧困的性質、后果及提出扶貧對策,具有一定的政策和學術意義。本文的基本結論是:在農民不斷通過外出務工經商增加收入的背景下,農民生活總體上向小康邁進。然而對農民消費結構的分析表明,由于農村熟人社會內部的面子競爭異化這一社會文化的原因,農民支出增長過快,陷入收支結構失衡的困境,造成了嚴重負面后果。對此政府應當借用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契機,在扶貧過程中應當進行積極的文化建設。國家在解決經濟發展和制度建設等結構性問題的同時,更需要重視影響農民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文化建設問題?尚新窂绞堑胤秸梢砸龑мr民組織起來形成自治性質的村莊理事會,制定建立具有約束力的村規民約,引導農民移風易俗,形成新的生活方式。



    [1]劉磊:《精準扶貧的運行過程與內卷化困境——以湖北省W村的扶貧工作為例》,《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16年第4

    [2]邢成舉,葛志軍:《集中連片扶貧開發:宏觀狀況、理論基礎與現實選擇:基于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及相關成果的分析與思考》,《貴州社會科學》2013年第5

    [3]孫兆霞:《脫嵌的產業扶貧:以貴州為案例》,《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15年第3

    [4]董磊明:《增收、減負與減支——改善農民處境的三種思路》,《社會科學研究》2006年第1

    [5]王紹光:《大轉型:1980年代以來中國的雙向運動》,《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1

    [6]邢成舉,趙曉峰:《論中國農村貧困的轉型及其對精準扶貧的挑戰》,《學習與實踐》2016年第7

    [7]原華榮:《生產性貧困與社會性貧困》,《社會學研究》1990年第6

    [8]陸學藝:《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社會科學研究》2009年第4

    [9]夏柱智:《半工半耕:農村社會學的中層概念》,《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

    [10]賀雪峰:《鄉村的前途》,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7,第37-38

    [11] 周怡:《貧困研究:結構解釋與文化解釋的對壘》 ,《社會學研究》,2002年第3

    [12] 辛秋水:《走文化扶貧之路——論文化貧困與貧困文化》,《福建論壇》,2001年第3

    [13] 付少平:《貧困文化與文化扶貧的戰略選擇》,《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1年第1

    [14]辛秋水:《文化扶貧的發展過程和歷史價值》,《福建論壇》,2010年第3

    [15]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6]賀雪峰:《新鄉土中國》(修訂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9-10

    [17]賀雪峰:《論半熟人社會——理解村委會選舉的一個視角》,《政治學研究》,2000年第3

    [18]宋麗娜,宋利朝:《人情儀式:功能性、社會性與價值性》,《民俗研究》,2014年第5

    [19]賀雪峰:《論熟人社會的人情》,《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

    [20]雷宇:《每個家庭都成了人情債的輸家》,《中國青年報》,2017/2/705版)

    [21]賀雪峰:《鄉村社會關鍵詞——進入21世紀中國鄉村素描》,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第56

    [22]王躍生:《婚事操辦中的代際關系:家庭財產積累與轉移:冀東農村的考察》,《中國農村觀察》,2010年第3

    [23]馮川:《從生產本位到消費本位——中國農民“負擔”機制的社會變遷》,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4,第22

    [24]賀雪峰:《解決貧困的關鍵是將農戶家庭儲蓄轉化為發展能力》,《農村工作通訊》,2016年第10

    [25]岳映平,賀立龍:《精準扶貧的一個學術史注角:阿馬蒂亞·森的貧困觀》,《經濟問題》,2016年第12

    [26]辛秋水:《走文化扶貧之路——論文化貧困與貧困文化》,《福建論壇》,2001年第3

    [27]中央最近也注意到移風易俗的重要性。20161128日,中宣部、中央文明辦在北京召開推動移風易俗樹立文明鄉風電視電話會議,會議提出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婚喪大操大辦作為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推動移風易俗,樹立文明鄉風。

    [28]李祖佩:《村莊空心化背景下的農村文化建設:困境與出路——以湖北省空心村為分析對象》,《中州學刊》2013年第6

    [29]桂華:《指責政府管得寬,是你不了解人情風下的農民之痛》,載觀察者網:http://www.guancha.cn/guihua/2017_01_24_391018.shtml

  • 責任編輯:w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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