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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下鄉的社會困境與化解策略——資本對村莊社會資源的動員

    陳義媛

    (作者單位: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

     

    摘要:中國農業的規;D型在迅速發展的同時也面臨著諸多困境,其中之一就是資本下鄉過程中所遭遇的來自村莊社會的抵抗。本文以湘南一家農業龍頭企業為例,考察資本下鄉后如何遭遇來自村莊社會的阻礙,以及資本如何利用村莊社會資源化解阻礙,在此基礎上,從社會學角度解釋了下鄉資本化解社會困境的策略。研究發現,通過將土地轉包給當地的家庭農場(“代管戶”),企業得以將這些家庭農場吸納進自己的產業鏈中,并利用本地人的社會資源,如熟人社會的“人情”“面子”“內外有別”等原則,解決勞動雇傭、監督以及村莊公共資源的使用問題。本文認為,家庭農場所賦有的社會資源可以成為下鄉企業化解社會困境的潤滑劑,貢獻于資本積累。

    關鍵詞:資本下鄉  家庭農場  社會困境  社會資源

    中圖分類號:C915    文獻標識碼:A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近年來全國范圍內土地流轉面積的擴大,龍頭企業、合作社、家庭農場、專業大戶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正在大量出現,以小農為主體的生產格局正在發生轉型。在城市資本過剩(溫鐵軍,2006)的背景下,隨著國家不斷加強對農業現代化的政策扶持,工商資本迅速流向農業領域,俗稱“資本下鄉”。資本向農業領域流動,也成為中國農業轉型最明顯的表征之一。

    盡管在農業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和城鎮化不斷推進的背景下,土地流轉的空間的確存在,然而,在城市的高物價和高房價壓力下,僅有一小部分農民工能在城市安家,大部分農民工最終仍然不得不回到農村。即便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流,中國農業就業人數仍有2億多,資本下鄉勢必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產生深遠影響。

    近年來,一方面,資本下鄉在全國已經成為一種常見現象;另一方面,下鄉資本“毀約棄耕”“跑路”“爛尾”現象也頻見于報道。對于資本經營的失敗,學界有各種不同的解釋。一種理論強調,這是農業本身的特殊性所導致的,農業“勞動時間”和農業“生產時間”之間的間隔使資本難以有效地利用雇工(Mann and Dickson,1978),因此大規模的農業經營容易失敗。另一種理論指出,土地流轉費用和雇工費用的上漲會增加規模經營的風險;同時,在規模經營中,勞動監督和管理也更困難,相較而言,小農經營更有優勢(Koning,2002;黃宗智,2010;賀雪峰,2013)。還有研究者認為,資本下鄉主要是為了套取國家補貼或將經營權用于抵押,并不在意農業經營的成。ㄖ茱w舟、王紹琛,2015;郭亮,2011)。

    上述觀點盡管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農業規模經營的失敗原因,但也有其局限性。一方面,上述解釋過于強調農業本身的特殊性,強調大農業與小農業之間的本質差異,容易先入為主地否定規模經營成功的可能性。事實上,資本下鄉流轉了大片土地后,通過將土地轉包給家庭農場,將這些家庭農場吸納進企業的產業鏈,企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規模經營的困境。在這種策略下,農業規模經營并非沒有盈利的可能,且這種策略在實踐中并不少見(例如陳義媛,2016)。另一方面,上述解釋忽略了一個重要情境——村莊社會。從傳統社會以來,中國的農業生產一直高度嵌入在村莊社會中,村莊社會既是一個生活共同體,也是一個農業生產共同體。馬若孟(2013)對20世紀初華北農村的研究發現,農戶往往以各種不同的形式進行生產合作,以解決勞動力不足、資金短缺等問題,這種合作主要是基于血緣、親緣和地緣等地方社會網絡而形成。正因為農業生產高度嵌入在村莊社會中,中國的規模經營就不僅要處理種植或養殖過程中的管理問題,還要處理與村莊社會的互動問題。若不能處理好與村莊社會的關系,外來資本就會面臨諸多阻礙,例如農產品被盜、本地村民阻攔公司收割等(徐宗陽,2016)。但若能妥善利用村莊社會資源,鄉土社會網絡也可以降低農業規;⻊罩械慕M織成本(韓啟民,2015)。因此,本文試圖在上述解釋之外,將資本下鄉放置在村莊社會情境下,探討下鄉資本在從事規模經營的過程中所遭遇的社會困境及其應對策略。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家庭農場雖然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小農,但是由于其生產單位仍然是“家庭”,在生產過程中以家庭勞動力為主,只是在農忙季節少量雇工,因此本文將此類家庭農場和傳統意義上的小農都記入“家庭農業”的范疇。

    二、文獻綜述

    與本文研究問題相關的文獻主要有兩類,一是關于大規模農場如何進行勞動管理的研究,此類研究主要是以拉美、東南亞和非洲的大農場管理實踐為基礎;二是關于家庭農業與規;r業的關系研究,這類研究主要集中于對家庭農業存續問題的討論。以下主要從這兩方面進行文獻梳理。

    (一)關于大規模農場的勞動管理問題研究

    已有關于大規模農場勞動管理(labour management)的研究主要關注的是東南亞、非洲、拉美、北美等地區的大農場,這些農場的勞動力來源主要是移民工人。這些工人通常舉家搬遷到農場居住,農場主采取“家長制管理(paternalism)”的方式來監管工人。在“家長制管理”下,雇主為工人提供住宿、教育、醫療、養老金,甚至為其組織閑暇活動,希望以此換取雇工的忠誠和自覺。“家長制管理”通常也伴隨著一定的強制,例如對工人的體罰,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工人的人身自由(Alston and Joseph,1985;Gibbon et al.,2014)。

    在農業雇工最低工資法規和其它保護農場工人的法律出臺后,“家長制管理”受到了一定的沖擊,農場主逐漸開始減少長期雇工、停辦農場學校、減少老員工的福利等。那些注重工人的技巧和工人穩定性的農場主對“家長制管理”進行了改進,減少了對雇工的強制措施,但通過借貸等方式來約束工人(Barral,2014;Riisgaard and Gibbon,2014)。一些農場主采用了臨時雇傭制,通過勞動中介(或其信任的某個雇工)來對臨時雇工進行監管(Addison,2014;Ewert and Du Toit,2005)。

    此外,一些替代“家長制管理”的策略也開始出現,例如將勞動管理外包、采用臨時工制度等(Barrientos and Kritzinger,2004;Du Toit and Ally,2003;Hall et al.,2013)。有研究認為,在這些新的管理策略中,市場化原則是其最本質的特征,盡管這些市場化的管理手段也或多或少與 “家長制管理”策略中的一些手段交織在一起(Roberts,2009)。同時,這些研究也發現,即便農場主將勞動管理外包了出去,勞動中介在對雇工進行管理時,也借鑒了“家長制管理”中的一些方式(Du Toit,2004)。

    需要強調的是,上述勞動管理策略針對的主要是移民工人,這與中國的情況頗為不同。中國的大規模農場往往是通過土地流轉而形成,其雇工來源也主要是本地村民,在雇工管理策略上與國外大農場有較大差別。對中國大規模農場勞動管理問題的討論,需要放置在村莊社會情境下進行。

    (二)關于家庭農業的存續問題研究

    關于家庭農業在農業規;陌l展趨勢下為什么能夠存續的問題,學界已有長期的爭論。研究者從不同角度展開了論述,已有的解釋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三種。

    第一種解釋是“自我剝削解說”。在經典的“列寧——恰亞諾夫之爭”中,兩位研究者基于對十九世紀俄國農業問題的考察,得出了非常不同的結論。列寧沿襲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框架,強調商品化的發展推動了農民分化,農業中最終也會出現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小農在農業資本主義轉型中會被消解。恰亞諾夫則強調小農家庭農業的生產邏輯不同于企業,小農家庭既是一個生產單位,也是一個消費單位,其生產的目的是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他們尋求的是家庭成員勞動辛苦程度與家庭消費需求的滿足之間的平衡。為了滿足家庭成員的消費需求,小農家庭即便在勞動投入的邊際效益遞減的情況下,也愿意追加勞動投入,以獲得更多的產出。因此,恰亞諾夫認為小農建立在“自我剝削”基礎上的“農民生產模式”具有很強的堅韌性(恰亞諾夫,1996)。與恰亞諾夫一脈相承,一批中國研究者指出,小農家庭農業在中國的大量存在與農業生產的特殊性有關,小農家庭經營比企業經營更具有優勢(例如賀雪峰,2013;陳錫文,2012)。此外,還有研究認為,農民工的務工收入對農業的貼補支撐了家庭農業的發展,小農家庭農業仍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黃宗智等,2012)。

    第二種解釋可以概括為家庭農業的“連構(articulation)解說”。它強調,家庭農業是作為一種與資本主義并存的生產方式被連構(articulated)進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家庭農業能提供廉價食物、容納剩余勞動力,有利于促進資本主義的整體發展,因而會被保存下來(Vergopoulos,1978;Lipton,1977;Thorner,1987)。這一解說從家庭農業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位置角度論證了家庭農業存在的原因。不過,這種功能主義的闡述也受到了第三種解釋的批評。

    第三種解釋可以概括為家庭農業的“從屬解說”。持這種看法的學者對第二種解釋有所批評,認為“連構解說”是從功能主義的角度來理解家庭農業,遮蔽了家庭農業生產者在全球經濟體系中被剝削的事實。這些學者強調,家庭農業并不是一種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并存——盡管受其限制——的生產形式,它不是被“連構”進全球經濟體系,而是被徹底改造了(de Janvry,1981)。家庭農業生產者實際上已經高度從屬于資本,他們本質上等同于雇傭工人,只不過這種雇傭關系比較隱蔽而已(Mooney,1988;Bernstein,1976;陳義媛,2016)。也有研究者從技術的角度出發,強調資本對農業的改造不同于工業,資本將農業生產過程中的一些環節轉化為工業生產的一部分(例如農藥和化肥的生產),再重新整合進農業生產中,以此從農業中獲利。這一過程并不要求土地的集中,因此農業的資本化并不一定呈現出工業化大生產的形式,家庭農業得以保存(Goodman et al.,1987)。

    這些解釋對于理解家庭農業在整個經濟體系中的位置有重要的啟發意義。但是,以上研究多從農業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角度展開,重點在于分析家庭農業與資本之間的關系,主要從農戶的自我剝削、農業特殊性或家庭農業被資本“連構”等角度來闡釋,而缺乏在具體的村莊社會情境下對小生產者與資本的具體互動過程的探討,本文試從社會學角度提出一種新的解釋。

    本研究將資本下鄉置于村莊社會情境下進行考察,重點探討以下問題:第一,下鄉資本所遭遇的來自村莊社會的阻礙根源何在;第二,下鄉資本如何解決這些社會阻礙,尤其是如何利用村莊社會資源解決勞動雇傭和監督問題。家庭農場如何幫助資本解決生產管理中的困境,是第二個研究問題的主要關注點。本文試圖通過對這兩個問題的探討,從社會學的角度探討資本下鄉所遭遇的社會困境以及化解策略。本研究以筆者于20122013年為期共計8個月的實地調研為基礎,以湘南一家龍頭企業A公司為例,對上述問題進行探討。

    三、案例基本情況

    A公司是一家農資經銷企業,由于農資市場的競爭日益激烈,自2009年開始,該公司在湘南一個水稻種植大縣P縣流轉了1000多畝土地,嘗試發展規模經營。通過將產業鏈延伸至農業種植環節,A公司試圖建立一定程度的市場壟斷。按照該公司一位管理人員的說法,“只要土地在我公司名下,我就會保證這塊土地上的所有農藥、種子、化肥都用我公司的,其他人的農資肯定不能賣到這片土地上來。”到2013年,A公司流轉的土地面積已擴展到30000多畝。

    縣政府在A公司的土地流轉中發揮了重要作用。P縣長期以來以水稻種植為主,但近年來由于農資價格上漲和灌溉設施的破舊,大量小農戶從雙季稻種植改為單季稻種植。然而,糧食產量是評選“全國產糧大縣”的一個重要指標,“全國產糧大縣”的稱號又與該縣所能申請到的項目資金量直接相關。因此,縣政府采取了各種鼓勵措施來激勵小農戶種植雙季稻,但成效始終有限。由于與眾多小農戶對接的交易成本太高,縣政府轉而與A公司合作,為公司提供低息貸款、項目扶持、雙季稻種植補貼等,以推動公司種植雙季稻。此外,縣政府還規劃了一片沿縣城主干道兩邊的土地作為雙季稻種植基地。很多不愿種植雙季稻的小農戶選擇了將這些土地流轉出去。同時,縣政府還動員了鄉、村兩級基層組織,為農戶做思想工作,幫助A公司進行土地流轉。在地方政府的幫助下,A公司順利流轉了大片土地。在2013年前后,土地流轉費為150200/畝。

    A公司之所以愿意種植雙季稻,原因有二:一是該公司流轉土地本身就是為了農資銷售,雙季稻種植意味著每畝地的農資投入翻倍,即便種植環節只維持收支平衡,公司也可以獲得農資銷售的利潤,因此公司是有積極性的;二是該公司流轉的土地只有一部分用于種植雙季稻,在政府規劃的雙季稻種植區周邊,該公司流轉了更多土地用于種植單季稻。如果管理得當,公司在單季稻的種植環節也可以獲得利潤。

    由于毫無農業種植管理經驗,A公司受到過諸多挫折,不過,公司也在不斷試錯中調整土地經營方式。最初,A公司以想象中的“美國式大農場”為參照,購置了大量農業機械,雇用農機手及普通農業工人進行耕作,并雇用了全職監管人員對雇工進行監督。但在這種經營策略下,公司的雇工成本嚴重超出預算;對雇工監督的低效,更使該公司在第一年遭受了嚴重虧損。

    為了解決規模經營的管理問題,A公司從第二年開始對土地經營方式進行了一次大調整:將全部土地轉包給少數“代管戶”耕作,公司從種植環節退出,但要求代管戶購買公司提供的農資,并將稻谷賣給公司。A公司將土地轉包給代管戶時并沒有提高流轉費,公司的利潤主要來源于農業的上游和下游環節——農資銷售和稻谷銷售,每畝地的農資銷售利潤平均為130元左右,每畝地的稻谷銷售利潤平均為100元左右。盡管有代管戶抱怨A公司的農資價格高于市場價,但為了獲得成規模的連片土地,他們還是愿意與A公司簽訂土地代管協議。從農業生產上游和下游獲取的利潤對于A公司而言是幾乎沒有風險的,只要土地能順利轉包出去,這兩部分利潤就是有保障的。代管戶則是自負盈虧的,公司除了要求代管戶從公司購買農資、將稻谷銷售給公司外,對種植環節并不過多干預。然而,并非所有代管戶都盈利,因此,盡管A公司試圖與代管戶簽訂相對長期的代管協議,但代管戶往往不愿意簽訂超過一年的代管協議。一些代管戶經歷了虧損以后放棄了與A公司的合作,因此A公司每年都需要尋找一些新代管戶來替代退出的代管戶。

    四、資本下鄉遭遇的“社會”困境及其原因

    為了理解A公司的經營困境和經營策略轉變,本文將A公司的運作放置在村莊社會情境來考察。事實上,資本化的農業生產除了要面對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外,作為外來者,他們還不得不面對“社會”風險或“社會”困境,這種“社會”困境主要源于外來資本與當地村民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看似瑣碎、細微,但如果不能妥善處理,也會大大增加公司的管理成本。

    (一)資本下鄉遭遇的“社會”困境

    最初,在完全依靠雇工經營的模式下,A公司不僅因缺乏農業生產管理經驗而遭遇挫折,還遇到了另一個始料未及的挑戰,就是與當地村民的沖突。在勞動雇傭、村莊公共設施的使用上,A公司都遇到了困境。作為外來者,A公司在雇工時不得不依靠本地村民作為中介,然而,經中介介紹的工人中多有年邁或“磨洋工”者,勞動效率低下。不僅如此,在灌溉高峰期,A公司更直接與當地農戶發生了沖突:在當地灌溉水源(來自一個中型水庫)有限的情況下,雙方都希望能先灌溉自己的稻田;當地農戶認為自己有優先權,因為他們過去曾參與過水利設施的維護,A公司從未有過貢獻,理應等到當地農戶灌溉結束后再使用水利設施,并應向村集體交灌溉費用(當地農戶使用灌溉設施是免費的)。更糟糕的是,在水稻收割期間,A公司的稻谷失竊嚴重。在與當地農戶訪談時,一位村民說,附近村有些村民在收割季會偷偷割下公司土地上的稻谷,并裝袋藏在稻田里,晚上再偷偷運回家。有個當年一畝田都未種的村民,卻在稻谷上市的季節賣了幾千斤稻谷。村民的偷盜讓A公司防不勝防,也讓公司管理人員頗為頭疼。

    從對全國不同地區的調研來看,在下鄉資本與村民的日;又锌赡馨l生各種形式的沖突。常見的沖突包括:企業在耕作過程中,因農機壓壞路面,或噴灑農藥時損及村民的農作物,被索要高價賠償;在灌溉季節,村民與企業在使用水利設施的優先順序上發生矛盾;村民聯合起來阻礙企業收割,或在收割季節偷盜農產品。村民以上述形式表現出來的對抗,有相當程度故意破壞和報復的成分,僅從文化角度來解釋村民與外來資本之間的互動不暢還不足以揭示問題的本質。二者之間無可避免的利益沖突,才是外來資本遭遇村莊社會困境的底色。

    (二)資本下鄉遭遇社會困境的原因

    與下鄉資本有利益沖突的至少有以下三類農戶。第一類是在資本下鄉以前,免費或低價從親朋好友手中流轉土地的“中農”(賀雪峰,2011;楊華,2012;林輝煌,2012;陳柏峰,2012)。這部分農戶勞動力年齡多在4050歲之間,他們因種種原因無法外出務工,于是通過在村莊內部流轉土地的方式,將種植規模從原先的不足10畝地擴展到3050畝地。這些土地通常較為分散,但因為有了一定的規模,農戶也可以充分利用家庭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這樣的家庭往往以農業生產為主業,只在農閑時在附近打零工,他們每年可以獲得與外出務工家庭大致相當的年收入。根據不同的研究統計,這部分農戶通常占全村農戶的10%20%(賀雪峰,2011;楊華,2012)。然而,由于資本下鄉間接推動了土地流轉市場的形成,打破了村莊內部基于人情關系而形成的土地流轉秩序,“中農”也失去了免費或低價擴大種植規模的機會。這一直接的利益沖突,是下鄉資本遭遇抵抗的根源之一。

    A公司為例,該公司的土地流轉工作盡管有地方政府和村兩委的協助,但進展也并不十分順利。A公司一位負責人談道,在土地流轉中,最難做工作的就是這類原先免費流轉了親友土地的農戶。不出意外,當A公司支付150200/畝的流轉費來流轉土地時,外出務工的村民就不再愿意免費將土地交給在村的農戶耕種。對于原來的“中農”而言,免費擴大的種植面積是他們提高家庭收入的重要基礎。一旦需要按市場價格支付流轉費,他們的收益空間就會被大大擠壓,因此,這類農戶是最不愿意A公司進村流轉土地的。

    第二類是那些因種種原因無法外出務工,只種植自家承包地的農戶。這些農戶往往因為要照顧老人、孩子或因為某些疾病而無法外出務工,農業收入是其家庭收入的重要部分,因此并不愿意放棄土地。不過,企業有各種非直接強制的策略可以將這些“釘子戶”排擠出去。A公司一位管理人員說,他們解決“釘子戶”的方法是,先將周邊能流轉的土地都流轉過來,使“釘子戶”的土地被包圍在其中。盡管公司耕作不便,但這些農戶的耕作也不便。一兩年后,這些農戶往往就會自動放棄,將土地流轉給企業。不過,在這種情況下,公司雖然解決了“插花田”的問題,但他們與村民之間的利益沖突只是被懸置了,而沒有得到解決,這使得雙方在此后的互動中很容易產生矛盾。

    第三類是村內原來的農機手。村內的土地原本是這些農機手的作業范圍,企業的介入打破了原來的利益格局,減少了原有農機手的作業面積,也減少了他們的收入。A公司在流轉土地的第一年購置了大量的農機,并雇人進行農機作業,直接導致了原有農機手作業面積的減少。在農機作業市場的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這一沖突就尤為凸顯。

    2009年,A公司在PZ村流轉了200多畝土地,并雇用了農機手,用公司自購的農機進行耕地和收割。這讓Z村的一位農機手十分不滿,因為這片土地在過去幾年中一直是他的農機作業范圍。在當年收割時,他和幾個村民以A公司的收割機壓壞了村內道路為由,阻攔收割機通行。最終由村兩委和當地派出所調解,A公司支付了一定的賠償金才解決了這起糾紛。但這位農機手當年也不得不到外村和外地去尋找作業業務。

    從對不同地區的調研來看,資本下鄉與上述三類農戶的矛盾具有普遍性。資本下鄉意味著對有限的農業利潤的重新分配。一部分農戶會被邊緣化,或被迫減少收益,這種利益沖突是下鄉資本普遍遭遇村莊社會的抵抗的根源。在村莊社會中,熟人網絡的存在還可能使企業與少數農戶的矛盾在熟人網絡中被放大。

    盡管A公司在第一年經營失敗后很快調整了策略,將土地分包給了代管戶,只從農業生產的上游和下游盈利;然而,將土地分包給代管戶并非一勞永逸的方法。從調研中發現,并不是所有代管戶都能盈利,有不少代管戶只能勉強保持收支平衡,有些甚至會虧損。2012年,A公司為了激勵代管戶,根據畝產的高低,從當年的20多名代管戶中評選出了1名“種田標兵”、4名“種田能手”,并給了他們一定的現金獎勵。不過,如果計算這些代管戶的勞動力投入和水稻種植收益,會發現他們所獲得的利潤僅相當于其勞動力工資。因此,盡管公司與代管戶之間僅有土地代管協議,而無直接的勞動雇傭協議,但從本質上說,公司與代管戶之間建立的是一種隱蔽的雇傭關系(陳義媛,2016)。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獲得獎勵的代管戶代管的土地都在其本人所在的村民小組或行政村范圍內。來自外村或外鎮的代管戶在同等的耕作規模下,虧損者居多,僅有少數能勉強維持收支平衡。本地代管戶和外來代管戶之間的明顯差異,在一定程度上挑戰了以往有關家庭農業堅韌性的解釋。已有的解釋或從農戶的自我剝削角度,或從家庭農業與全球經濟體系的關系角度解釋家庭農業的堅韌性,但不足以解釋為什么本地家庭農場主能盈利,而外來的家庭農場主卻困難重重。如果抽離了村莊社會情境,是難以理解“家庭農業”的。以下將重點探討本地代管戶與外來代管戶之間的差異,在此基礎上回答企業如何利用代管戶的村莊社會資源為其資本積累服務的問題。

    五、對家庭農場主的吸納:資本對村莊社會資源的利用與動員

    傳統中國的村莊社會是圍繞農耕活動形成的,農業生產上的互助合作需求,使村社成為一個共同體。在長期的共同生活、生產中,村莊社會也形成了一套規范、價值和原則,它們維系著村莊內部的生產和生活秩序。這意味著,農業生產的諸多要素,如土地、道路、水利等,在很大程度上是嵌入在村莊社會關系網中的。對這些生產條件的使用,需要遵守村莊社會的規則。通過將家庭農場主“吸納”(incorporate)進自己的產業鏈,公司也將其社會資源吸納了進來,并可以利用家庭農場主的社會資源化解公司與當地農戶之間的沖突。事實上,對小生產者的“吸納”(incorporation)是資本進入農業領域的一種比較常見模式(Pratt,2009),它指的是資本可以通過各種形式將小農戶卷入自己的產業鏈中——例如通過控制農業上游和下游——以使小生產者服務于企業的資本積累。本文借用這一概念來概括公司與家庭農場的關系。

    費孝通(1998)曾以“熟人社會”概括傳統鄉土社會的結構特征,并強調“差序格局”是熟人社會關系的核心結構。陳柏峰(2011)在此基礎上將鄉土社會的生活邏輯概括為四個原則:“情面原則”、“不走極端原則”、對陌生人的“歧視原則”和“鄉情原則”。“情面原則”是指人們在處理關系時,要顧及“人情”和“面子”;“不走極端原則”是指由于村民在生產和生活中都需要合作,因此在相處中要互相禮讓,不能把事情做絕;對陌生人的“歧視原則”是指在熟人社會中人們會區別對待熟人和陌生人,對陌生人利益的漠視、對熟人的偏袒被認為是合理的;“鄉情原則”則是指人們在精神和價值層面以故鄉為人生歸屬和感情寄托,在外有所成就的人若不能回饋村莊,就不會得到村民的尊重。這四項原則構成了村莊社會生活的基本架構。

    概括而言,村莊社會的“人情”關系交織成了地方社會關系網,“面子”的維系約束了人們的日常交往行為,內外有別的“歧視”原則定義了“熟人社會”的邊界。在這個意義上,下鄉資本與村莊社會互動的成功與否,關鍵在于資本能否利用村莊社會的“人情”和“面子”,而避免遭到“歧視”。本部分將詳細闡述代管戶如何動員和利用其村莊社會資源,以解決勞動雇傭、監督以及農業經營中的其他難題。由于代管戶被吸納進了公司產業鏈中,代管戶的社會資源也能為公司所用。

    (一)“人情”與勞動雇傭

    “人情”通常是指一種特殊的資源,它是一種用于社會交換的中介。在中國農村社會中,在一些特定的儀式性場合,例如紅白喜事、孩子滿月、老人壽辰、新房建成,或春節拜年、探訪病人等,人們會贈送禮物或禮金,為主人家提供一些幫助,稱作“送人情”。送人情的人預期著對方償還,不過,不同于商品交換,人情的償還并不需要立刻發生,而是預期在下一個合適的場合進行。此外,人情的償還也受到社會規范的約束,常見的說法是“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欠了他人人情,他需要找機會還一個更大的人情,這樣就使得對方要在將來還更多的人情,這種虧欠在長期的交往中會一直持續下去。按照費孝通(1998)的解釋,人情的要義就在于熟人社會成員之間無法清算彼此的所得與付出,親密社群的團結性也依賴于這種相互虧欠的人情。“欠了別人的人情就得找一個機會加重一些去回個禮,加重一些就使對方反欠了自己一筆人情。來來往往,維持著人和人之間的互助合作。親密社群中既無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賬’。‘算賬’‘清算’等于絕交之謂,因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無需往來了。”人情是在長期的交往中形成的,同時也承載著人們相互之間長遠交往的預期,“虧欠”正是維系長期交往的核心機制。

    在資本下鄉經營農業的過程中,熟人社會的人情虧欠機制也發揮著作用。當本地代管戶在本村內雇工時,村民之間的人情關系也被交織進了雇傭關系中。水船鎮三里村的馬安國2013年成為A公司的代管戶,代管了60多畝地,這些土地都在馬安國所在的村民小組。事實上,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馬安國夫婦就通過在小組內免費流轉親友的土地不斷擴大著種植規模,到2013年,他們的種植規模已達到30多畝。A公司的進入使他們無法再免費耕種親友的土地,于是馬安國與A公司簽訂了代管協議。在雇工方面,馬安國夫婦雇用的都是他本宗族的親屬,這些人正是之前把土地免費流轉給他的老人。這些老人由于年紀大了,無法外出打工,但還可以在當地做些農活,只是因為年紀大、干活慢,少有受雇機會。馬安國說:

    “原來把田給我種的就是這些老年人,他們的兒子出去打工了,就把地(免費)給我種,F在他們的地被公司收去了,我也要照顧(他們)。把插秧的活‘發包’給他們,他們都不會愿意做,他們要做‘點工’。老年人做不動,如果做‘包工’的話,他們一天只能拿到六七十塊錢。在我這里做工,(我給他們一人)一天90塊錢。他們做得會慢一點,有時候我(每雇一個人)一天要虧10來塊錢。但都是(和我同一個)家族的人,他們都會幫我做好。我們都是耍得好的。

    (問:您可以包給別人做嗎?)

    那這些老年人就沒事情做了。不請他們(做活),這些老年人就會說,你這個人不講信用。”

    在馬安國的雇工行為中,“人情虧欠”關系和雇傭關系相互交織,這種交織的關系在馬安國的敘述中至少有三個層面的含義。第一,人情虧欠的方向已經逆轉過來。在A公司來流轉土地之前,馬安國從親戚那里免費流轉土地來耕種,是馬安國欠了親戚的人情;而他通過雇用這些缺少工作機會的老人來做工,支付他們相對高的工資,就還了更多的人情給這些老人,F在,是這些老人“虧欠”了他。馬安國強調,如果算經濟賬的話,他每雇用一個老人,一天就會“虧損”10元左右。之所以“虧損”,是因為在同樣的雇傭價格下,壯勞力每天能完成的工作量更多。被雇用的老人對馬安國的“虧損”也是領情的。

    第二,正因為雇傭關系建立在人情關系基礎上,勞動監督也變得不必要。馬安國表示,他不用去監督雇工,老人會因為欠人情而在干活時更細致。也就是說,勞動監督本身也被卷入了人情關系中。盡管馬安國的勞動雇傭成本可能的確略高于他人,但他自己也承認,由于雇工的細致勞動,他的畝產也高于其他代管戶,這事實上增加了他的農業收入。

    第三,這種交織了人情關系的雇傭關系,不僅僅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系,還在整個熟人社會中被賦予了意義,是對熟人社會人情規則的再生產。在這個案例中,老人們默認馬安國應該雇用他們,否則就是他“不講信用”。這里的“信用”并不是現代契約意義上的信任關系,而是熟人社會內部的一種規范。如費孝通(1998)所說,“鄉土社會里從熟悉得到信任。這信任并非沒有根據的,其實最可靠也沒有了,因為這是規矩。”老人對被雇用的預期正是基于這樣的規矩。在馬安國的雇傭行為中,雙方都認同了這樣的規矩,本質上也是對這種熟人社會內部規范的再確認。

    在這個意義上,雇傭關系卷入到人情關系中,并伴隨著人情往來進入村莊社會關系的再生產中。值得注意的是,利用村莊社會關系為農業經營服務是本地代管戶的獨有優勢。對外來代管戶而言,由于人生地不熟,外來代管戶在雇工時不得不依靠村干部或地方精英作為代理人。不過,這些代理人能否為外來代管戶雇到合適的勞動力,卻是未定之數。王德源夫婦2012年與A公司簽訂了100多畝田的代管協議,這些土地在水船鎮勤政村,他們夫婦則來自另一個鄉鎮,離水船鎮大約30多里。2012年他們的代管經營只勉強保持了收支平衡,所以2013年他們沒再續簽協議。談起2012年的代管經歷,夫婦兩人都很無奈,并認為,如果他們是本地人,情況會好一些:

    “本地人種田,請工(指雇工)還是好請一些。如果我是本地人,我喜歡請哪個就請哪個。一個外地人到這里來,我不找他(指生產隊隊長)也不行,我自己去請人也請不到。外地人來這里請工,工價也要貴一點。……他們隊長在隊里排班,今天叫這幾個人來做事,下一班又是那幾個人。那些老人、干活慢的,他(指隊長)都安排過來。如果我是本地人,我肯定知道哪些人干活好,哪些人干活不好,我肯定不會請那些(干活慢的)人!”

    由于村民對外人缺乏信任——最主要的擔心是不能及時拿到工錢——他們往往不愿意直接與陌生的雇主打交道,地方精英,尤其是村干部,就成為連接外來代管戶和村民的橋梁。不過,在協助外來代管戶雇工方面,村干部的首要考慮并不是雇工的勞動效率,而是村莊內部工作機會的均衡分配。一位村書記說:“有些村民,你有活不叫他(干),他之后要來找你吵架。”由于村莊內部務工機會的稀缺,一旦由村干部負責分配工作機會,村民往往認為每個人都應該“被照顧到”。對村干部而言,他們一方面與村民有人情往來,另一方面也需要在村莊治理、基層選舉中獲得村民的支持,因此他們必須考慮村民的意愿,輪流排班顯然是最公平的分配方式。不過,在這樣的安排下,勞動效率就很難得到保障,這也是王德源夫婦抱怨雇工難的原因。外來代管戶面臨的雇工難題是普遍的,在與不同代管戶的訪談中,類似的案例屢見不鮮。

    從上述兩個案例的對比中可以發現,本地代管戶可以將自己的社會資源,例如人情關系,利用到勞動雇傭和管理中;而外來代管戶則往往面臨諸多困境。但歸根結底,代管戶的農業生產是A公司產業鏈的一部分,通過將這些代管戶吸納進公司,外來資本可以利用其社會資源為自己服務,減少經營中的社會阻礙,資本的再生產也就被掩蓋在村莊社會關系的再生產之下。

    (二)熟人社會中的“面子”與雇工的“自覺”

    在一個注重人情往來的社會中,人們對于社會聲望和地位也是高度重視的。與“人情”略有差異,“面子”不僅僅關乎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往來,更涉及個體在村莊中的地位和聲望。賀雪峰(2008)將農民的價值觀分為三個層次:以溫飽為指向的基礎性價值,處理個人與他人社會關系的社會性價值,以及以生命意義為方向的本體性價值。其中社會性價值是指人們追求在社會中的地位,贏得他人的好評,有尊嚴和“面子”,獲得“面子”是人們在村莊內部獲得意義和價值的方式。“面子”在熟人社會中至少有兩層意義。第一,“面子”象征著社會聲望和社會評價,是一種在社區內部得到認可、能夠流通的“社區性貨幣”,它可以通過扮演好符合社會預期的角色而慢慢積累,也可以因為不良言行而消失殆盡(董磊明、郭俊霞,2017)。第二,“面子”的背后是各種形式的社會資源、非正式的社會支持以及一定的日常權威(翟學偉,2004)。正因如此,人們會小心避免“丟面子”的行為,在交往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如何才能有“面子”,在村莊內部有一套隱性的共識。

    在代管戶的農業經營中,有關“面子”的共識也常常被應用到勞動監督中。流泉鎮的代管戶張秋實在A公司進入當地之前就已經有100多畝的經營規模,有多年的規模經營經驗。他從2010年開始與A公司簽訂代管協議,代管了近500畝地,大部分土地位于他自己所在的村莊。經過幾年的摸索,張秋實漸漸總結出了一套管理雇工的經驗。

    以插秧環節為例,本地有兩種雇工方式:一種為“包工”,即按130/畝的價格將插秧工作承包給插秧隊;另一種為“點工”,即按100/天的價格雇工插秧。張秋實認為“包工”與“點工”各有利弊。“點工”是按天數計價,其優點是插秧的質量相對更高;缺點則是需要監督雇工,否則插秧的速度就會比較慢,會增加生產成本。“包工”類似于“計件工資制”,其優點在于不用督促,因為總酬勞是既定的,雇工會爭取在最短時間內完成;缺點則在于,為了盡快完成任務,工人插秧的質量難以保證,秧苗會相對稀疏,從而可能影響產量。張秋實表示,在兩種方式各有利弊的情況下,他更傾向于使用“點工”。張秋實解釋:

    “一般情況下,(雇工時)都是在找熟人(指他熟識的插秧隊隊長)的基礎上,讓他們自己去組織。我聯系一個人,他再幫我組織8個人來插秧。按照他們的講法就是,‘我拿你100塊錢一天,也要做出130塊錢一畝的事,要對得起老板。’這樣我也就不好再去跟他講‘你一天要達到多少標準’這樣的話了。……在這件事情上,‘做人’很重要。這個組織(插秧隊)的人,我必須要信任他,他就相當于是‘間接管理(者)’。……他幫我把人組織起來,這種管理是免費的。”

    “我一般會同時請幾個插秧隊來做事。他們(指雇工)會互相攀比,一般在農村的人都曉得。(每個插秧隊)專門有個人負責運秧苗,他要來回走,把秧苗從秧田運到大田,這個人間接來說就是監督(者),他會看到另一個隊做得怎么樣,如果另一個隊已經插完了3畝田的秧,自己的隊只插了2畝多,他就會跟自己的人打招呼,讓他們干快一點。”

    “在我(作種植大戶)這幾年中,一天如果請了三、四批人的話,按8個人一個組,到下午收工的時候,(完成的插秧面積)懸殊最多只有4、5分田。為什么會有這4、5分田的懸殊呢?有些田地形好一些,或者是離秧田更近一些。(差異)都是出于這些自然的因素。這就證明什么?他們在做事的過程中,有這種自覺性。單獨一個組就沒有這個效果。如果有2個、3個組以后,就會出現自然監督。在(完成插秧的面積)數量上,如果相差太大的話,就算我不說什么,他自己也會覺得不好意思。”

    張秋實的雇工策略——同時雇用幾個插秧隊——正是利用了熟人社會的“面子觀”。他反復強調的插秧隊的“自覺性”、“相互攀比性”、“相差太大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等,暗示了插秧隊之間的競爭可以降低勞動監督的難度。需要指出的是,這種策略也可能出現另一個結果,即各隊有默契地一致保持低工作效率。這種情況之所以沒有發生,關鍵在于插秧隊隊長是雇主所信任的。張秋實也提到了這一點,由于他所經營的土地大部分都在他自己的村莊,他作為本地人,能夠輕易地雇到值得信任的插秧隊隊長。

    從插秧隊隊長的角度來說,如果他沒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是會“丟面子”的。如果在同等條件下,他帶領的插秧隊完成的工作量少于當地的平均水平,那么隊長“自己也會覺得不好意思”,這是沒有面子的。當多個插秧隊同時勞動時,各插秧隊之間會“自覺”地暗自競爭,這種“自覺”實際上是通過隊長的組織來實現的。隊長的原則就是,“我拿你100塊錢一天,也要做出130塊錢一畝的事,要對得起老板”。所謂“對得起老板”,也就是對得起熟人的信任,面子上能過得去。表面上,這是雇主與插秧隊隊長個人之間的互動,但實質上,在村莊社會中,“面子”的得失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由于村莊內部信息相對透明,一旦一方行為有失,其在村莊中就可能被評價為“不可信任”、“不可靠”。“丟面子”是要付出一定代價的,就插秧隊隊長來說,“丟面子”不僅意味著個人社會聲望的下降,還意味著可能面臨將來無人雇用自己的窘境。

    利用熟人社會的“面子觀”,張秋實在雇工管理中可以只與插秧隊隊長一人打交道,這極大地降低了勞動監督的成本。張秋實也提到,這種雇工方式也逐漸被其他種植大戶所借鑒,成為當地一種普遍的勞動管理策略。在這種方式下,雇主與插秧隊隊長之間的信任關系非常重要,這種信任關系是在長期的往來中積累起來的,這是本地人的優勢。

    (三)“內外有別”:熟人社會的邊界

    本地代管戶在勞動雇傭和監督中有諸多優勢,與之相對,外來代管戶則遭遇了很多困難。外來者是被排斥的,在村莊社會內部,對“外人”利益的漠視、甚至對外人的暴力或暴力威脅都是被合理化的。需要強調的是,“自己人”和“外人”的邊界是在歷史發展中逐漸形成的。在現代國家形成以前,傳統中國的皇權基本無力為農村地區提供水利設施、社會保障等公共品,單靠村民個人也很難獲得這些公共品。因此,在血緣和地緣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熟人社會就承擔了提供這些公共品的功能。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對那些既不共享村莊社會規范、又不承擔義務的外來者的排斥,對于維系熟人社會的存在都是必要的(陳柏峰,2011)。盡管今天國家在公共品供給方面提供了大量支持,村莊社會內部相互依賴的迫切程度也不如從前,但長期以來形成的對外人的社會排斥仍然存在。

    不過,“自己人”和“外人”的邊界究竟在哪里,是需要重新辨析的問題。代管戶周華松的案例提供了一個參考,他們所遇到的麻煩主要與農田灌溉相關。周華松夫婦2013年與A公司簽訂了300多畝田的代管協議,這些田分布在其本村和鄰村。周妻談及在鄰村發生的“灌溉事故”時十分生氣:

    “那邊(指鄰村)的田,我那天撒了肥料以后就沒時間去管了,把排水口塞好就走了。我第二天騎摩托車順便經過那塊田——他們肯定也沒想到我第二天又去——秧田里的水一滴都沒有了,排水口大開,你說還有肥料沒有?!我就站在田邊大聲說,‘這是誰這么缺德?我兩公婆昨天在這里撒肥料,田里還有好深的水!我已經塞住了排水口,今天怎么一點水都沒有了?!你明明曉得別人撒了肥料,還把排水口打開?’你猜他們怎么說?‘那肯定不是人放了,恐怕是耗子挖開的。’你說耗子能把那一堆泥全部挖開么?耗子來也會有耗子腳印!我說,‘你說是耗子,我平時沒撒肥料的時候耗子怎么沒來?!’”

    這種蓄意破壞,是典型的對外人的排斥,這樣的故事在外來代管戶那里也十分常見。讓人意外的是,周華松夫婦在鄰村也遭遇了類似的排斥,也就是說,即便在鄰村,他們也是“外人”。在進一步的訪談中發現,周妻雖然生氣,卻也無奈地接受了現實,并且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認為外地人遇到麻煩是必然的。就灌溉而言,周華松夫婦表示,如果有外人到他們的村民小組種地,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村民也一定不會任由外人用本組水塘的水灌溉;如果一定要用水,那就必須付錢。周華松夫婦解釋:本組人種本小組的田,無論種的是他自己的承包地,還是為A公司代管的土地,都可以免費使用組里的水塘來灌溉;但如果是“外人”來種田,哪怕是同村不同組的村民,小組成員也不會讓“外人”任意使用灌溉設施。這意味著,“村民小組”的成員身份決定了他們是否有資格使用公共水利設施。

    周華松夫婦的看法在其他代管戶的案例中也得到了印證。代管戶劉俊才2011年與A公司簽訂了110多畝地的代管協議,這些土地都位于他所在的村民小組。因為他經營狀況良好,2012A公司希望將在松柏村新流轉的幾十畝田也交給他代管。劉俊才多番推辭,最后礙于情面同意了。劉俊才說,他購置了全套的農業機械,多種幾十畝地并不成問題,之所以推辭,是因為“關系難處”,因為新流轉的這幾十畝田在另一個村民小組,他最擔心的正是灌溉問題。因為深諳地方規范,劉俊才在與A公司簽訂代管協議時提出,他需要在那個村民小組再找一位村民與他共同代管。劉俊才解釋道,有一個本組人一起耕種,各方面都方便一些。劉俊才看重的是“本組人”的身份,是與這一“成員權”相應的權利。周華松和劉俊才的案例都展現了熟人社會“內外有別”的特征,只有村民小組才是最核心的“自己人”單位。

    事實上,“成員權”和“自己人”身份,都是村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合作中逐漸確立的,是具有歷史感的。“村民小組”之所以成為最基本的“自己人”單位,有較長的淵源。“村民小組”是從人民公社時期“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生產隊”發展而來,大部分生產隊又是從過去基于血緣和地緣形成的聚居區發展而來,現代國家的建立并沒有完全打破過去的自然聚落邊界。在傳統社會中,村民在農業生產、建房、婚喪儀式等活動中都需要合作,這些合作通常是在自然村范圍內進行的。正是在長期的互助合作中,自然村才作為“熟人社會”最基本的單元逐漸被確立下來。賀雪峰(2000)在對村民自治和村莊選舉實踐的研究中也指出,村民小組,而不是行政村,是“熟人社會”的基本單位,行政村更應該被看做是一個“半熟人社會”。在“熟人社會”內部的互助合作中,最核心的內容就是公共品供給。盡管近年來國家在農村公共品供給方面投入了大量資金,但仍有一些是需要村民自己投入的,村內、組內的水利設施維護就是其中之一。在南方丘陵稻作區,不少村民小組內都有自己的水塘、水渠等,這些水利設施的建設和維護,都有村民長期的勞動投入,因此也往往被認為是組內的公共財產,只有“自己人”才有資格使用。如果“外人”要用,就需要支付一定的費用。在這個意義上,“外人”被排斥,并不僅僅因為他們不在“自己人”內部的人情圈內,更因為他們對這個“自己人”群體是沒有貢獻的。

    上述案例表明,相對于外來代管戶的被排斥、被歧視,本地代管戶通過利用自身的人情關系、村莊社會的“面子觀”以及自己的成員身份,在勞動雇傭、勞動監督、公共設施的使用等方面都享有更多的優勢。這意味著,“家庭經營”是需要放在村莊社會情境下來考察的,脫嵌于村莊社會的“家庭經營”如同無本之木,并不能顯示出經營上的獨特優勢。

    事實上,被吸納進公司產業鏈中的代管戶即便表面上維持了“家庭經營”的形態,但其所獲得的代管收益僅等于其所投入勞動力的工資。因此,公司資本與這類家庭之間的關系本質上是一種雇傭關系(陳義媛,2016)。值得強調的是,通過動員本地農戶來代管土地,資本可以將雇傭關系融入到地方社會關系網中,以最低的成本調用村莊社會中的一切有利資源來實現資本積累,化解外來資本與鄉土社會的矛盾,使資本的再生產隱藏于村莊社會關系再生產的溫情面紗之下。

    六、結論

    本研究以實地調查為基礎,將資本下鄉放在村莊社會情境下考察,討論了資本下鄉所遭遇的社會困境,以及資本如何化解與村莊社會互動的障礙等問題,從社會學角度回應了下鄉資本如何利用家庭農場主的社會資源來實現資本積累。

    本文認為,資本下鄉遭遇社會困境的根源并不僅僅在于資本的“外來性”,或村莊社會的“排外”,而在于資本與農戶之間直接的利益沖突。下鄉資本打破了村莊原有的利益結構,使至少三類農戶的利益受損。無論是在土地自發流轉基礎上形成的“中農”,因種種原因無法外出的普通農戶,還是村內原來的農機手,在資本下鄉后都遭到了排擠,收益下降,只有一小部分“中農”通過簽訂土地代管協議的方式實現了轉型。這種利益沖突的普遍性,使下鄉資本普遍遭遇了來自村莊社會的抵抗。

    為了應對這些社會困境,下鄉資本將土地分包給了家庭農場(代管戶)。通過將代管戶吸納進公司的產業鏈,公司可以利用其社會關系資源來化解與地方社會的沖突,低成本地完成農業經營,實現資本積累。需要強調的是,家庭農業需要被放置在村莊社會情境下來考察,并非所有的“家庭經營”都能成功。本地代管戶和外來代管戶之間就存在明顯的區別,后者因為缺乏社會資源,往往比本地代管戶遇到更多的經營障礙。研究發現,同為家庭經營,脫嵌于原屬村莊的外來代管戶在勞動雇傭和監督、村莊公共設施的使用等諸多方面都遇到了困境,本地代管戶則可以將人情關系、面子觀以及自身的成員身份都利用到農業經營中,因此更具優勢。在這個意義上,下鄉資本之所以要將家庭農場吸納進自己的產業鏈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農戶所賦有的社會資源能在很大程度上為資本所用,幫助外來資本化解其與本地村民的沖突。

    本文認為,家庭農場所賦有的社會資源可以成為下鄉企業化解社會困境的潤滑劑,貢獻于資本積累。通過將本地代管戶吸納進自己的產業鏈,資本得以低成本地調用村莊中的一切有利資源為其資本積累服務,同時將其與村民的利益沖突掩蓋在村莊社會關系的再生產之下。代管戶的社會資源成為一種緩沖力量,成為資本下鄉的潤滑劑,使資本得以策略性地化解其所遭遇的社會困境。

    參考文獻

    1.陳柏峰,2011:《鄉村江湖——兩湖平原“混混”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陳柏峰,2012:《中國農村的市場化發展與中間階層》,《開放時代》第3期。

    3.陳錫文,2012,《土地改制不能丟原則、變方向》,《改革內參·綜合》第47期,見中國改革網,http://www.chinareform

    .net/mag_view.php?id=159#。

    4.陳義媛,2016:《資本下鄉:農業中的隱蔽雇傭關系與資本積累》,《開放時代》第5期。

    5.董磊明、郭俊霞,2017:《鄉土社會中的面子觀與鄉村治理》,《中國社會科學》第8期。

    6.費孝通,1998:《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7.郭亮,2011:《資本下鄉與山林流轉——來自湖北S鎮的經驗》,《社會》第3期。

    8.韓啟民,2015:《城鎮化背景下的家庭農業與鄉土社會》,《社會》第5期。

    9.賀雪峰,2000:《論半熟人社會——理解村委會選舉的一個視角》,《政治學研究》第3期。

    10.賀雪峰,2008:《農民價值觀的類型及相互關系——對當前中國農村嚴重倫理性危機的討論》,《開放時代》第3期。

    11.賀雪峰,2011:《取消農業稅后農村的階層及其分析》,《社會科學》第3期。

    12.賀雪峰,2013:《小農立場》,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3.黃宗智,2010:《中國的新時代小農場及其縱向一體化:龍頭企業還是合作組織?》,《中國鄉村研究》第8期。

    14.黃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沒有無產化的資本化:中國的農業發展》,《 開放時代》第3期。

    15.林輝煌,2012:《江漢平原的農民流動與階層分化:19812010》,《開放時代》第3期。

    16.馬若孟,2013:《中國農民經濟——河北與山東的發展,18901940》,史建云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17.恰亞諾夫,1996:《農民經濟組織》,蕭正洪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18.溫鐵軍,2006:《新農村建設提出始末——在“北京市農業現代化研討會”上的演講(節選)》,http://www.

    aisixiang.com/data/11334.html。

    19.徐宗陽,2016:《資本下鄉的社會基礎——基于華北地區一個公司型農場的經驗研究》,《社會學研究》第5期。

    20.楊華,2012:《“中農”階層:當前農村社會的中間階層》,《開放時代》第3期。

    21.翟學偉,2004:《人情、面子與權力的再生產》,《社會學研究》第5期。

    22.周飛舟、王紹琛,2015:《農民上樓與資本下鄉——城鎮化的社會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第1期。

    23.Addison, L., 2014, “Delegated Despotism: Frontiers of Agrarian Labour on a South African Border Farm”,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4(2): 286-304.

    24.Alston, L. J., and J. P. Ferrie, 1985, “Labour Costs, Paternalism and Loyalty in Southern Agriculture: A Constraint on the Growth of the Welfare Stat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5(1): 95–117.

    25.Barral, S., 2014, “Paternalistic Supervision of Labour in Indonesian Plantations: Between Dependence and Autonomy”,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4(2): 240-259.

    26.Barrientos, S., and A. Kritzinger, 2004, “Squaring the Circle: Global Production and the Informalization of Work in South African Fruit Expor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6(1): 81-92.

    27.Bernstein, H., 1976, Capital and Peasantry in the Epoch of Imperialism, Economic Research Bureau,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28.de Janvry, A., 1981, The Agrarian Question and Reformism in Latin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9.Du Toit, A., and F. Ally, 2003, “The Externalisation and Casualisation of Farm Labour in Western Cape Horticulture: A Survey of Patterns in the Agricultural Labour Market in Key Western Cape District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Employment Justice” (Report No. 16), Centre for Rural Legal Studies.

    30.Du Toit, A., 2004, “‘Social Exclusion’ Discourse and Chronic Poverty: A South African Case Study”,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5(5): 987–1010.

    31.Ewert, J., and A. Du Toit, 2005, “A Deepening Divide in the Countryside: Restructuring and Rural Livelihoods in the South African Wine Industry”,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31(2): 315–322.

    32.Gibbon, P., B. Daviron, and S. Barral, 2014, “Lineages of Paternalism: An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4(2): 165-189.

    33.Goodman, D., B. Sorj, and J. Wilkinson, 1987, From Farming to Biotechnology: A Theory of Agro-industrial Developmen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34.Hall, R., P. Wisborg, R. Shirinda, and P. Zamchiya, 2013, “Farm Workers and Farm Dwellers in Limpopo Province,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3(1): 47–70.

    35.Koning, N., 2002, The Failure of Agrarian Capitalism: Agrarian Politics in the UK, Germany, the Netherlands and the USA, 1846~1919, London: Routledge.

    36.Lipton, M., 1977, Why Poor People Stay Poor: a Study of Urban Bias in World Development, London: Canberra: Temple Smith;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37.Mann, S. A., and J. M. Dickinson, 1978, “Obstac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Capitalist Agriculture”,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5(4): 466-481.

    38.Mooney, P. H., 1988, My Own Boss?: Class, Rationality, and the Family Far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39.Pratt, J., 2009, “Incorporation and Resistance: Analytical issues in the Conventionalization Debate and Alternative Food Chains”,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9(2): 155-174.

    40.Riisgaard, L., and P. Gibbon, 2014, “Labour Management on Contemporary Kenyan Cut Flower Farms: Foundations of an Industrial–civic Compromise”,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4(2): 260-285.

    41.Roberts, T., 2009, Farm Wages and Working Conditions in the Albany District, 1957~2008, MSc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Economic History, Rhodes University.

    42.Thorner, D., 1971, “Peasant Economy as a Category in Economic History”, in Teodor Shanin (eds.) Peasants and Peasant Societie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pp.202-218.

    43.Vergopoulos, K., 1978, “Capitalism and Peasant Productivity”,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5(4): 44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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